但是，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天，我从两位过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里证实，毛泽东去世了。
五
几年后，我在系资料室里翻阅杂志，突然读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的文章，十分惊叹，却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当时正好上海有一家大报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几天后报社编辑亲自来到我家，告诉我这篇读后感不能发表。原因是"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可以，但我们报纸……"
我问："王元化究竟是谁?"
"你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那位编辑十分惊讶，"我还以为是由于你和他爱人同在一个学校的关系呢。"
"他爱人在我们学院?"我好奇极了。
"张可嘛!你真的不知道?"
"啊?"这下我倒真是发呆了。
过些天我有意识地在学校里找到张可老师，谈了这件事，也谈了我对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张可老师开心地笑着，不断地说："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又过了几天，系里的柏彬老师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王元化。除了约我见面，还谈到以前如何从张可老师那里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话，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后来不知又默诵了多少遍：
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一位伤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长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语言作出了世纪性的判断，当时对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至少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念叨着这每一个字，回想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陈寅恪，不能不产生一种惶恐，怕大家在热闹中把一个重要的时机辜负。正是这种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过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为拐杖，向古代欧洲走去。
这些年在海内外演讲中总会被人频频问起，我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动力，我总是回答：十几年前，我收到过一位长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来到王元化、张可老师的家里。张可老师只忙着端茶、送点心，而王元化先生则几乎没有寒暄就立即与我谈起了刚刚发表不久的李泽厚的《论严复》，又联系到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这种不羼水分的学术性谈话出现在家庭里稍稍显得有点沉闷，张可老师坐在一边听了一会儿就笑着嗔怪起来："人家那么远的路赶来，一下子谈得那么严肃!"待到吃饭了，张可老师始终在忙着给我夹菜添饭，连王元化先生也觉得过分了，一次次说："让秋雨自己来，让秋雨自己来。"但是每次吃饭，我总觉得他们饭量太小，而我的饭量太大，很不好意思。
没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老师突然在一次会议上中风。送到医院，情势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个多月一直处于病危之中。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陶大哭，这位多灾多难的学者一遍遍呼喊："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他当时还没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此时的张可老师，虽已摆脱病危，却像换了一个人。
王元化参加工作后越来越忙碌，很少有时间在家逗留了。张可老师几十年来早已习惯每天陪着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现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总想抽时间陪她。那年在庐山召开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王元化应该到会，他却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一大半稿费，在庐山租了一间房子，把张可老师接去了，乘机让她在那里疗养。我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他们的那间房子去拜访，发现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难真正休养。一天，与会代表分乘几辆客车在山间游玩，其中有两辆翻了车，消息传到张可老师耳朵里，她居然起身来到屋外，焦急地在路口见一人问一人："余秋雨死了没有?余秋雨死了没有?"
那两辆翻了的车，也只是部分人受了点轻伤，而我那天根本没有出游。当我知道张可老师对我的问讯之后实在有点吃惊，一是被一位病人的关爱所感动，二是觉得若在她生病之前，这位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绝不会用这样简单直拔的句子问话。
六
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老了。三十人的班级，已经有四个同学去世，每次追悼会，同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
是什么机缘把我们拉在一起的，这已经变得很不重要。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到中学来游说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位老师，说："我的大半辈子都被你骗过来了。"他一笑："骗来一位院长，值。"其实岂止骗来我这位院长，现任院长荣广润教授，戏剧文学系主任丁罗男教授，以及图书馆的吕兆康馆长，都是从我们这个小小班级走出来的。同学中，李小林依然在掌管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杂志《收获》，而她所承担的更重要的使命是维护巴金老人的健康。巴金老人在回忆录中曾用感念的笔触提起我们这个班级，想当年，只要听到武康路老人家里有事，班级同学就一人一辆自行车呼的一声去了。风风火火、爽爽利利的桂未明同学负责着《萌芽》杂志，她也要承担照顾家中劳累一生的文化长者的任务。而那位由郭沫若先生推荐来的曲信光同学，虽然身体不好却勤于教育，亲自培养出了著名剧作家宗福先、马中骏、贾鸿源、史美俊……有一次招收研究生口试，我问一位考生，你最喜欢的当代剧作家是谁?考生回答是马中骏。我又问，你知道马中骏先生的剧作教师是谁?考生摇头，我得意地告诉他："是本教师的同班同学，姓名暂时保密。"
是的，连我们的学生也已经如此像模像样，我们确实都老了。
人一上年纪，就会自然熄灭往常误以为灿烂的浮火，静静地去体会人生的厚味。在这一过程中，张可老师的身影总会越来越鲜明地晃动在眼前。已经不再仅仅是学生对老师的感谢，而是她以那么长的时间给我设了一个谜，揭开谜底的居然是王元化先生。其实，更大的谜底是她自己。一个女人背后的学者，一个学者背后的女人，这个结构已经很有魁力，但更有魅力的还是第二结构，那就是：漫长灾难中的不懈护卫，灾难消解后的倦然退下。
好一个倦然退下，这又使我联想到她早年的一个结构：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出生入死，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的悄然隐去。这几个结构涡漩在一位高雅女子身上，使我觉得既恢宏而又神秘。现在，每次看到在苍老、疲惫中向我露出笑容的张可老师，总觉得这是一门玄奥的人生课程。我不再后悔当年头脑一热错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这种错考让我有机会直接面对这门课程，非常值得。
中学毕业时的三个小伙伴约定各学一类专业等二十年后一起畅游世界，二十年早已过去，当年的约定也已经飘作云烟。各学一类专业就能懂得世界?这真是孩童之见。请看仅仅一个张可老师，就足够让我们终身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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