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五年前开始，我觉得需要对张可老师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告诉我的同学和我的读者。前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从哈佛、耶鲁和中国大陆邀请了五位终评委，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内，在评判的空余时间，我开始向他询问。前不久，我特地列出一些模糊之处再进一步请教王元化先生，终于，我可以为张可老师写下一段话了。
这段话不长，大致如下——
张可，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锋、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较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抗战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的恋人，王元化说："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化。"
以基督教仪式结婚。其时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婚后携张可到北平居住。但张可住不惯，说北平太荒凉，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两位年富力强而又颇有资历的共产党人势必都要参加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心中的文学寄托，在于契何夫、罗曼·罗兰、狄更斯、莎士比亚，生怕复杂的人事关系、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应时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学梦，再加上已有孩子，决定只让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张可脱离组织关系。
因胡风冤案牵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离，还在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张着惊恐万状的眼睛看着父亲被拉走。关押地不断转换，张可为寻回丈夫，不断上访。王元化被关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释放。释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幻听幻觉，真假难辨，靠张可慢慢调养，求医问药，一年后基本恢复。当时王元化没有薪水，为补贴家用，替书店翻译书稿，后又与张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西方莎学评论。张可还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写了王元化《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其它手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元化曾患肝炎，张可尽力张罗，居然没有让王元化感到过家庭生活的艰难。"文革"灾难中，两人都成为打击对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结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然中风，至今无法全然恢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彻底平反，不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主要领导职务。
王元化对妻子的基本评价："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疾颜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总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却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王元化又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点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七
写完这段话我凝思良久。当年在长江边的小村庄里日夜与我谈话的张可老师，前前后后背负着多大的重担!粗略算来，那时走到我面前的她，二十六年前加入共产党，十五年前脱离，九年前丈夫被捕，六年前与丈夫一起进入莎士比亚研究并翻译了大量西方典籍……这，难道就是那位与我们同住在肮脏的泥屋里、经常在淤泥中摔跤、塞给我几粒巧克力又告诫我必须用功的可亲老师吗?十七岁男孩子眼中的一切都那么浅薄，不知道长者在关爱我们的同时是否心头一动，想吐露一点心中的苦涩?我相信，即使有过一闪念她也立即咽下去了，人生体验最深刻的地方是无法用言词来传递的，只有让你自己去体验。直到今天我才敢说，老师，我体验过了，因此，才会回过头去捕捉三十多年前的瞬间，用一篇万字长文把它虔诚地写出来。
张可老师至今健在。见到客人来她还会开心地问候着，张罗出几碟点心。但在我看来，她在十八年前病倒时，在王元化先生的号陶大哭中，已举行了一个完成人生使命的隆重仪式。我请求我的同学们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不要再去打扰她，她已经太累，让她安静。想念她时可以读读王元化先生的大著宏论，在那里，字字行行都有她的影子在。
有空，我会代你们去看望她老人家。
(此文经王元化先生精细校订，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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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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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友情
严重的友情
友情这件事，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表面上，它是散落四处的点点温馨。平时想起一座城市，先会想起一些风景，到最后，必然只想这座城市里的朋友。是朋友，决定了我们与各个城市的亲疏。初到一个陌生地，寂寞到慌乱，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朋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突然见到一个朋友，那么，时间和空间就会在刹那间产生神奇的蜕变。两个朋友见面时再夸张的动作声调，四周路人都能原谅。有时久违的朋友会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时从背后狠狠地擂过来一拳，这一拳的分量往往不轻，但奇怪的是我们还没有回头就能感觉到这种分量所包含的内容，因此总是满脸惊喜，然后再转身寻找。我们走在街上，肩膀和后背总在等待着这种拳头。等了半天没等到，空落落地走一路，那才叫无聊。
我一再对学生们说，你们年轻，奋斗吧，追求吧，去创造什么事业吧，但请记住，一过中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朋友们活着了。各种宏大的目标也许会一一消退，而友情的目标则越来越强硬。报答朋友，安慰朋友，让他们高兴，使他们不后悔与自己朋友一场。所谓成功，不是别的，是朋友们首肯的眼神和笑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在企盼着它们，而不是企盼那没有质感的经济数字和任命文本。我们或许关爱人类，心怀苍生，并不以朋友的圈子为精神终点，但朋友仍是我们远行万里的鼓励者和送别者。我们经由朋友的桥梁，向亿万众生走去。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居然能兼济天下。
如此说来，友情确实重要，但又怎么说得上"严重"呢?
严重的是，我们无法辨别这一切的真伪。
如果，我们长期所信赖的友情竟是虚假的，而这种虚假又并不出于恶和罪，而是出于友情本身的悖论，我们将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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