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下心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
我最合适什么?最做不得什么?容易上当的弯路总是出现在何处?最能诱惑我的陷阱大致是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契机我才能发挥最大的魁力?在何种气氛中我的身心才能全方位地安顿?……这一切，都是生命历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却只能在自己以往的体验中慢慢爬剔。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它更重要的课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夕雨夜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读《人生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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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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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还是战斗
居然有一本书叫《游戏的人》，我一见书名便如遇故人。
作者荷兰人，约翰·赫伊津哈，在我出生前两年出版此书，在我出生前一年英勇牺牲在德国法西斯手下。那时，离法西斯灭亡已经没有几天。
法西斯分子哪里知道，这是一个从游戏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的人。
他临死时，嘴角可曾浮起过微笑?
但是，连尊敬他的人也不大理解：既然已经把人类的一切活动看作游戏，为什么还会那么英勇?
这是出于我们对游戏的误解，已经误解了很久，很久。
是康德和席勒他们引渡了我，然后我再去引渡我的学生。但我知道他太晚了。
记得十余年前我在写作《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受到文化人类学的深刻影响，很自然地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中国戏剧发生学的重建上。这种重建是针对"劳动产生戏剧"、"经济水平决定戏剧"、"阶级矛盾造就戏剧冲突"等等凛然框架而言的，在当时风险很大，连能否出版都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只能借助于王国维先生的巫觋学说来艰难行事。因为由巫觋的扮演来说明戏剧起源，倒是有很多文化人类学的文章可做。但越写越感到避不开"游戏说"了，中国戏剧为什么比希腊戏剧和印度戏剧晚产生那么久，也可以从游戏说中找到答案。当然我又明白，学术研究不能满足于一个概念的引人，如果仅仅把康德、斯宾塞、席勒有关游戏的论述与中国戏剧史上已有的文字资料连结起来，那只是搭建积木而已，算不上像样的文化行为。因此，我在带着一系列疑问完成那部著作之后，立即打点行装投人对边远地区现存原始演剧方式的长时间考察，考察报告的英文本后来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报上，不少外国学者正是读了这篇考察报告后前来我国进人这一问题调查的。至此，我对游戏这个美学和人类学的命题掌握了不少感性材料，只是这些材料大多无法作年代论定，对中国戏剧文化史的修改仍无太大的实际补益。
有一次，我在国内一个研讨会上就游戏学说多讲了几句，报纸上立即出现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是游戏还是战斗》，副标题点了我的名，但作者很客气，没说批判，只说是"商榷"。至于文章内容，我想一切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闭着眼睛就能想象。当时我还年轻，很想反驳，因为多数读者不可能分辨是非，只知道我成了"有争议的人"，这一头衔在当时麻烦甚多。但再一想，我如果反驳，由于缺少共同前提，"商榷"十年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大概也正是从这件事开始吧，我干脆养成了对一切商榷都不予回应的习惯，省了很多心。只不过有时闲下来无事，嘴里也会嘟哝出一句"是游戏还是战斗"，学着哈姆莱特给自己开个玩笑。
不管是我还是当年的批判者都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位西方学者早就提出，连战斗也可能是一种游戏，一种争夺荣誉的竞赛游戏;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游戏学者是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读了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之后，今后我在嘟哝"是游戏还是战斗"时，不会完全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了。
赫伊津哈把游戏看作是"先于文化的文化现象"。他以很大篇幅论述了游戏与典仪的关系，游戏的自愿原则和公平原则——即我们首先从鲁迅那里听到过的"费厄泼赖"，只不过他把"费厄泼赖"看成是把游戏做下去的基本前提。他又探讨了在十九世纪人类文化创造中游戏意识减少的原因，这使我很感兴趣。更感兴趣的是，赫伊津哈对游戏的前途表现出很大的不安，因此全书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不安，足以引导人们进人具有宗教意义的鸿蒙思考。此书最大的吸引力也在这里。
——读《游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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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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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阐释
一九九三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徐城北先生在大连棒极岛的海边游泳。水有些冷了，我们不敢游远，就站在近岸的海水中说话，他突然谈到了正在写的《梅兰芳百年祭》。开始我不太在意，以为那只不过是在他一本本专著后面再增加一本罢了，但听着听着，觉得应该对眼前这位戴着眼镜、不断用泳巾擦着背脊的中年男子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另有一番认识了，而且，我也因此对他今后的工作产生了新的建议。
以后几天，天气转凉，不能下水了，我经常一个人在沙滩上散步。我想，在一个历史悠久而又渴望现代化的国度里，拥抱传统和反叛传统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欲望各自都能找到一系列理由，因此我们周围一再地出现情绪性的对峙：或者把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看成是永恒的瑰宝，主张弘扬和振兴;或者把它们看成是旧时代的遗形，反对沉溺与把玩。后来这种对峙中间又出现了不少中介形态和暧昧形态，琳琅满目，然而遗憾的是，一直难于看到有人去做这样一项艰苦而重要的工作：为古典艺术提供切实的现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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