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保存、注释、讲解、评论，而是指从现代意义上的重新大规模地寻找、选择、破解古典，挖掘出埋藏在那里的某个人种曾经有过的美学尊严，而这种美学尊严又恰恰可以塑造未来。这种现代阐释反对无根的创造，却也拒绝国粹派的墨守成规，阐释的主要方式不是疲塌的讲稿，而是惊人的创建，阐述者不是几个个体，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炽热的时代。这么说，还是很难用简洁的语言来定义这里所说的现代阐释，我心中想到的范例是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写《古代艺术史》的温克尔曼、写《拉奥孔》的莱辛这些人。他们沉醉于古希腊艺术，细作考证、悉心研究，从中伸发出震动整个欧洲的现代理解和个人情怀，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美学格局并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是如此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明光耀百世;而他们所做的，正是为古典艺术提供现代阐释。
另一个例证是日本的川端康成。他一九六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讲，竟然是慢悠悠地讲了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的几位日本诗僧。这个演讲当时连翻译都很困难，听众也颇感陌生，但川端康成的感觉基点是现代国际，因此人们还是找到了接受这种陌生的台阶和扶手。终于，从这个奇特的演讲，国际文学界从根子上了解了日本和川端康成。
相比之下，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无论是作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或颂扬，还是作就事论事的考证和研究，或者作大而无当的空论和概括，都是一些外围工作，而在主体工程开始前的外围工作，大多是一种没有坐标的零散行为。参与者都会把自己的行为夸张成至关重要，其实呢，肯定谁也不会重要，因为主体工程根本还没有起来。
现代阐释是一种生命对生命的远距离贴近，是现代人对古典艺术家提供一种诚恳的理解，一种严格的取舍，一种小心翼翼的艰难谈判，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判断，结果使古典艺术有可能真正楔入现代，也使现代有可能不再晃荡，而是从那些经得住时间冲刷的远年风姿中，领悟自身的渊源和未来。
我与城北兄年岁相仿。那天在海边，我们都说，海是真好，可惜我们已经不再有年轻时的体力和豪情，游不到山那边了，但既然已经辛辛苦苦地走到了海边，那就跳下去游一阵吧。
人到中年，越来越明白的不是自己想做什么，而是自己已经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想做又没有能力做的事情告诉别人，看看有谁能做。依我看，在中国，那么久远的传统要获得现代生命，不能依靠学术讨论，而要等待作品。我国在学术讨论上的习惯、功力、怪圈，以及人们对学术讨论的成见，使得一切重要事情都要以避免讨论开头，而都会以一些切实的成果了结。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到几部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真正精髓，而又能深深感动世界上其它文化族群的佳作呢?我想现代阐释，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读《梅兰芳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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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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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祖先
"倾听我们祖先的脚步声"，我很偶然地从俞大纲先生生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句漂亮的话，不禁怦然心动。这句话，是俞先生从美国现代舞大师玛莎·葛兰姆那儿听来的，时间是一九七四年九月，地点是台北国父纪念馆，担任翻译的是葛兰姆的学生、当时还只有二十余岁的年轻小伙子林怀民。我看到了那张照片，年逾八旬的葛兰姆老太太一身银袍，气度不凡，像一位圣洁的希腊祭司，林怀民则白衣玄裤，一副纯中国打扮，恭敬地站在边上。
其实林怀民早就领悟了，他已在此前成立了一个现代舞蹈团叫云门舞集，"云门"是记载中黄帝时代的舞蹈，什么样子早已杏无线索，但这两个字实在是既缥缈又庄严，把我们先民达到过的艺术境界渲染到了极致。林怀民用了它，这两个字也就成了一种艺术宣言，从此，一群黑发黄肤的现代舞者祈祷般地抬起头来，在森远的云天中寻找祖先的脚步声了。
云门在艺术上特别令人振奋之处是大踏步跨过层层叠叠的传统程式，用最质朴、最强烈的现代方式交付给祖先真切的形体和灵魂。这是一次艺术上的"渡海"，彼岸就是贯通古今的真人。云门拒绝对祖先的外层摹仿，相信只有舞者活生生的生命才能体验和复原祖先的生命。云门更不屑借祖先之口来述说现代观念，相信在艺术上搭建哪怕是最新锐的观念也是一种琐碎的行为。云门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在古代话题下的生命释放，一种把祖先和我们混成一体的文化力度。外国人固然也会为某种优美的东方传统艺术叫好，但与他们对云门的由衷欢呼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我认为，云门的道路为下世纪东方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发。
如果说，就上海文化艺术界而言，今年秋天一件真正的大事是云门的演出，那么就我个人而言，今年秋天一件真正的大事是结识了林怀民先生。很多年了，我不断从港台朋友和外国艺术家口中听到他的名字，而他和他的舞员们又都读过我的几乎全部散文，因此真可谓一见如故了。我们这次谈得很多，但我想最深的交往还是作品本身。感谢他如此堂皇地表达了我隐潜心底的艺术理想，使我能够再一次从身边烦嚣中腾身而出，跟着他去倾听祖先的脚步声。
瘦瘦的林怀民忧郁地坐在我的面前，巨大的国际声誉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一丝一毫得意的痕迹。他和他的舞员们始终过着一种清苦的生活，而一到舞台上却充分呈现了东方人从精神到形体的强劲和富足。我想，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踏出第一个高贵的舞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吧?
——读《云门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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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抗到对话
一九九六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成立了一个现代艺术工作室，以挪威奥斯陆海涅——昂斯塔德艺术中心主任米丘先生的名字命名。其实米丘先生是地道的上海人，上海以这样的方式欢迎自己的海外游子介人，正是这座城市原有的秉性。据当代著名国际文化活动家培尔·霍伍得拿克先生论断："米丘先生是中国第一代完全了解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家。"那么，只说一个米丘，也可证明我们与国际现代艺术重新接通了血脉。
但是，我们欢迎米直，意义不止于此。米丘带来了现代艺术，更带来了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文化态度，即使对现代艺术领域之外的人们也有广泛的启示作用。
我认为，米直的文化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对抗走向对话。
一切恶性对抗并非来自某些人本性的好斗，而是来自于某些人的自我粘滞、自我限制、自我固守。过去有不少论者总是强调现代艺术的反叛性和对抗性，把一切现代艺术家看成是金刚怒目式的狂悖者，实在是一种误会。实际上，倒是那些极端保守而又貌似斯文的圈子粘滞过甚，最后成为恶性对抗的策源地。这些年来的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年轻的现代艺术家们虽然衣履不整、发式怪异，却大多相安无事地各自劳作着，而那些刺耳的争吵声，大多出自某个喜欢拿着自己的规范去命令别人的陈旧群落。由粘滞而偏激，以偏激求粘滞，是这个群落的思想行为特征，看似十分矛盾，实则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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