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到了孔子的前五代吧，孔氏家族又避祸到山东曲阜一带来了。
孔子出生的时候，离盘庚迁殷的旧事，大概已有七八百年。这一个来回，绕得够久远，又够经典。
那个西迁的王朝和它后继的王朝一起，创造了灿烂的商周文明，孔子所在的鲁国，也获得了深深的滋润。严格说来，当时鲁国已经成为礼乐气氛最浓郁的文化中心，这也是孔子能在这里成为孔子的原因。
在文化的意义上，曲阜，这个出发点又成了归结点。这一个来回，绕得也是够久远，又够经典。
孔子知道，自己已成为周王朝礼乐制度的主要维护者，但周王朝的历史枢纽一直在自己家乡的西边，他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一再地深情西望。三十四岁那年，他终于向西方出发，到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今洛阳)去“问礼”。
他已经度过了自己所划定的“而立”之年，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念和行为方向，也在社会上取得了不小的声誉，因此他的这次西行有一点派头。鲁国的君主鲁昭公为他提供了车马仆役，还有人陪同。于是，沿着滔滔黄河，一路向西。
从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阳，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也不算近，而在孔子的时代，实在是一条漫漫长路。
孔子一路上想得最多的，是洛阳城里的那位前辈学者老子。
千里奔波，往往只是为了一个人。这次要拜访的这个人，很有学问，熟悉周礼，是周王朝的图书馆馆长。当然，也可以说是档案馆馆长，也可以说是管理员，史书上记的身份是“周守藏室之史”。这里所说的“史”，也就是“吏”。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作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
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作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他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根据《 老子 》一书中的某些语言习惯，断定此书修编于孔子之后。我的观点是，更可信的资料证明，把老子和太史儋搞混是汉代初年的事，按照老子的出世思想，他怎么可能出关去投奔秦献公呢?至于古籍的语言习惯，则与后世学派门徒的不断发挥、补充有关，先秦不少古籍都有这种情况。
我相信孔子极有可能向老子问过礼，不仅有《 礼记 》、《 庄子 》、《 孔子家语 》、《 吕氏春秋 》等古籍互证，而且还出于一种心理分析：儒道两家颇有对峙，儒家如此强盛尚且不想否认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难于否认。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向老子问了什么，老子又是怎么回答的?
这就有很多说法了，不宜轻易采信。其实，各种说法都在猜测最大的可能。
我觉得有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一种说法是，孔子问老子周礼，老子说天下一切都在变，不应该再固守周礼了。另一种说法是，老子以长辈的身份开导孔子，君子要深藏不露，避免骄傲和贪欲。
如果真有第二种说法，那就不大客气了。但在我想来，却很正常。当时，孔子才三十多岁，名声主要产生在故乡鲁国，远在洛阳的老子对他并不太了解。见到他来访时的车马仆役，又听说是鲁昭公提供的，老子因此要他避免显耀、骄傲和贪欲，是完全有可能的。
按照老子的想法，周王朝没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过于急切地治国平天下，一定会误国乱天下。因此，他的归宿，是长途跋涉，消失在谁也不知道的旷野。
孔子当然不赞成。他要对世间苍生负责，他要本着君子的仁爱之心，重建一个有秩序、有诚信、有宽恕的礼乐之邦。他的使命，是教化弟子，然后带着他们一起长途跋涉，去向各国当权者游说。
他们都非常高贵，却一定谈不到一起，因为基本观念差别太大。但是，凭着老子的超脱和孔子的恭敬，他们也不会闹得不愉快。
鲁迅后来在小说《 出关 》中构想他们谈得很僵，而且责任在孔子，这是出于“五四”这代人对孔子的某种成见，当然更出于小说家的幽默和调侃。
认真说起来，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维巅峰之上的伟大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会合。两千五百二十年前这一天的洛阳，应有凤鸾长鸣。不管那天是晴是阴，是风是雨，都贵不可言。
他们长揖作别。
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这些人不管多么热烈或歹毒，都无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最好是对手，才会产生着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砺。淬砺的结果，很可能改变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强化自己。这不是固执，而是因为获得了最高层次的反证而达到新的自觉。这就像长天和秋水蓦然相映，长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长天，秋水也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这里，老子更明白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自己是孔子了。
他们会更明确地走一条相反的路。什么都不一样，只有两点相同：一，他们都是百代君子;二，他们都会长途跋涉。
他们都要把自己伟大的学说，变成长长的脚印。
三
老子否认自己有伟大的学说，甚至不赞成世间有伟大的学说。
他觉得最伟大的学说就是自然。自然是什么?说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本来，他连这几个字也不愿意写下来。因为一写，就必须框范道，限定道，而道是不可框范和限定的;一写，又必须为了某种名而进入归类，不归类就不成其为名，但一归类就不再是它本身。那么，如果完全不碰道，不碰名，你还能写什么呢?
把笔丢弃吧。把自以为是的言词和概念，都驱逐吧。
年岁已经不小。他觉得，盼望已久的日子已经到来了。
他活到今天，没有给世间留下一篇短文，一句教诲。现在，可以到关外的大漠荒烟中，去隐居终老了。
他觉得这是生命的自然状态，无悲可言，也无喜可言。归于自然之道，才是最好的终结，又终结得像没有终结一样。
在他看来，人就像水，柔柔地、悄悄地向卑下之处流淌，也许滋润了什么，灌溉了什么，却无迹可寻。终于渗漏了，蒸发了，汽化了，变成了云阴，或者连云阴也没有，这便是自然之道。人也该这样，把生命渗漏于沙漠，蒸发于旷野，这就谁也无法侵凌了，“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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