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好比把奥斯威辛死亡营的牺牲者和过去的警卫队长们放在一起开个杂货铺一样.
文学界也有大告密者。埃尔斯贝格和列秀切夫斯基之流害死了多少人啊?!谁都了解这两个人，可谁也不敢碰他们，曾经策划过把他们赶出作家协会。白费力!更不必说撤销他们的职务了。根本谈不到开除出党。
一九二六年制定我国刑法典时，就认为用诽谤杀人要比用刀杀人的罪责轻得多，应该宽恕，所以对这种罪的量刑只相当于用刀杀人的五分之一。(是的，哪能没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会有人利用“诽谤”这种资产阶级手段呢!)其中第九十五条规定：对于有意诬告，提供伪证，并有：①对严重罪行的指控;②抱有私利目的;③伪造罪证行为的人，处以……两年以下的徒刑。也许就只判六个月。
起草这一条文的人要么是白痴，要么就是非常有远见的。
我认为他们是很有远见的。
从那时起，每次大赦(一九四五年的斯大林大赦，一九五三年的“伏罗希洛夫”大赦)都没有忘记把这一条包括进去。他们当然关心自己那些积极分子们嘛!
另外，不是还有个“时效”问题吗!如果说别人(根据第五十八条)诬告了你，那就不论“时效”了。而如果你诬告了别人，那么可以应用“时效”这一条，我们要保护自己人呀。
安娜·切博塔尔一特卡奇一家的案件是由彻头彻尾的假证词制造的。一九四四年，安娜本人，她的父亲和她的两个哥哥同时被捕，罪状是什么“杀害未婚妻”，而且是“政治性”杀害。三个男人全在狱中被折磨死了(都没有招供)，安娜在狱中被关了十年。而那个被“杀害”的未婚妻竟是安然无恙。安娜出狱后要求复审并恢复名誉，又花了整整十年。甚至到了一九六四年，检察长对她的答复仍是：“你被判罪是正确的。复审没有根据。”后来终于给安娜恢复了名誉。这时，不知疲倦的斯克里普尼科娃替安娜写了一份控诉状，要求追究伪证者的法律责任。苏联检察长格·捷列霍夫对此诉状的答复是：鉴于时效，此案无法追诉……
二十年代曾经把一些在四十年前根据沙皇法庭的判决处决过民意党人的无知庄稼汉搜索出来，揪到法院，判处枪决。那些庄稼人不是自己人，对他们不必讲“时效”。今天的告密者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嘛!
囚犯们获释后来到的自由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多少众所周知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没有受到审判，没有受到惩罚呀!历史上难道能找到这种先例吗?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东西可期待呢?从这种恶臭中能生长出什么东西来呢?
古拉格群岛这个恶毒的主意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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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 斯大林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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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的事。”
《新约·启示录》第九章 第二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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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事到如今，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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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将来人们是会谈起我们的。我们对此并没有丧失希望。因为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其真相迟早总会为人们所知。但是，原来没想此事绝不会很快发生，总要等到我们这些人大部分去世之后，而且将是在环境完全改观的时候。我把自己看作古拉格群岛史的编纂者，一直在写啊，写。可是，对于生前能看到它问世，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历史的进程经常以其意外转变使我们吃惊，就连最有洞察力的人也不例外。我们未能预见到这一切将会怎样发生。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理由。可是，竟然一切都突然颤动起来，开始有所进展了。于是，刹那间，通向这个社会的深渊的门扉仿佛微微开了一道小缝儿，而且有两三只真理的小鸟居然趁着那门扉还没有重新长久地关闭之前得以飞了出来。
我有多少前辈未能写到底，写出的东西未能保存下来啊!他们未能坚持到最后，未能攀登到上面来!而这种幸福却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得以在铁门扉重新关闭之前，从它的缝隙里把极少的一点真相第一次传递到外面去。
立刻，这点真相，好似由反物质所包围的物质一样，爆炸了!
它爆炸了，随之发生的是读者来信的激流滚滚而来，尽管这也是意料中的事。然而，接着便是报刊文章的激流冲过来了，但那激流是透过咬牙切齿声、压抑着憎恨和满心不快冲过来的，这样一些满篇赞扬俗套的官样文章委实令人厌恶。
当从前蹲过监狱的人们听到所有报纸一齐发出的这片叫好声，得知有一本关于劳改营的小说“问世并受到报界吹捧时，他们一致断定：“这又是杜撰!难为他们想得出还要借这个题目来造谣!”的确，要说我们那些通常言过其实的报纸会突然热心地赞扬起真理来，这确实无论如何也很难设想!有些人则对我的那本小说干脆连看也不看一眼。
可是，当他们一旦开始谈它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地拼发出一片呻吟声——那是喜悦的呻吟，也是痛苦的呻吟。于是，信件又像雪片一般飞来了。
这些来信我都保存着。我国同胞们是极少有机会说出自己对社会
问题的看法的，以前的囚犯尤其如此。要知道，他们曾经多少次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念，曾经受过多少次欺骗啊!但是，这一次他们相信了：一个真理的纪元终于开始。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说话，可以大胆地写作了!
但是，当然，他们又一次受骗了。这已是第多少次了啊!……
“真理取得了胜利，但是迟了!”他们这样写道。
实际上甚至比这还要迟，因为它根本没有取得胜利……
自然，确实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他们不肯在信尾署名(余生无几，我还要自已保重呢!”)，或者就在报纸上吹捧得最厉害的时候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很奇怪，沃尔科伏依怎么会同意你发表这部小说的?我很不放心，你现在是否又被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请速回信。……”或者就干脆问道：“怎么搞的?怎么还没有把你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关起来月
就是这样。是他们的捕兽夹子卡住了，一时没有发动起来。那么.沃尔科伏依之流该怎么办呢?只好也抄起笔来，也写信，或者就给报纸寄反驳文章。他们中间有些人还确实有点文采呢!
从这第二种来信的洪流中，我们懂得了应该怎样称呼这些人，也就是知道了这些人自己是怎样称呼自己的。过去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曾把他们叫做什么“劳改营的统治者”、“劳改营主人”或“劳改营首长”。不，他们叫“实际工作者”!噢，这个词可太漂亮，太妙了!要说是“契卡工作人员”吧，也不大贴切，于是他们自己找到了“实际工作者”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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