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说起他以往的学生们，他对他们的来处、去向记得清清楚楚，记住的都是他们带给他的愉快。
他对爱情，是积极的悲观主义(2)
要离开了，那竟然是我第一次和余老师闲聊天，我放得很松，无话不谈。
我知道，龙华那天的长谈，带给我们双方更进一步的感觉，是离开上戏后维系师生交往的纽带。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个城市(1)
从未像看上海那样，漫不经心和优雅地远看我居住了十几年的北京。
这座城市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无数青年自各地而来，然后一转眼，就被吸了进去，卷了进去。多数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这座巨大的城，还在不断地往外扩张，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等到退出城来，早远得再难看清。有一回听说，毛泽东进北平前第一次看北平就在香山上，那里可以看到北京全景。我和别人半玩笑半认真爬去看过，天气不佳
，雾尘满天，连颐和园都没怎么看清。
离开上海时余老师问我为什么要去北京呢?我傻乎乎地回答“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因为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要干什么，所以选择北京。在心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北京，天性散漫，总是在一个地方呆不长，只觉得北京嘛，位置最高，若再呆不住了，往哪儿去都是往下哧溜，省事。
我们谈起二三十年代的北平，那是他心目中旧时文人学者的家园。很多大学在北京，很多大学者在北京，那时的教授、学者完全不必为生计劳神奔波，大学里的薪水足够租得起一座四合院儿，养活妻儿之外，还好雇一名老妈子，包一辆黄包车。自北大、清华讲完课回家，就在火炉边看书、著书，而首都远在南京，这里的天空相对宁静、高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的北京，身份还有些模糊，政治味道很浓，观念也相当陈旧，生活条件相对南方，更是艰苦、滞后，我的一些同学视进京择业定居为畏途。
这之前我去广州的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找过工作，可能因为我发表过一些文章和小说，更大的可能还是因为我是余秋雨的研究生，广东方面挺当回事地接待了我，所长副所长还有戏剧、舞蹈、音乐、美术好几个研究室的负责人都聚集到一间屋里，一个个地与我来探讨艺术，仿佛又一次的毕业答辩。
后来他们真的来函欢迎我去工作，我又犹犹豫豫对余老师说：“那儿是做生意的地方啊，我对做生意又没有兴趣。”
余老师认为选择广州可能更好一些，它毕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前沿地带，是中国目前最有活力和希望的一片区域。
他的话我并没有认真听进去，我以为他只是理论上那么认为罢了。
几年后他自己也去了深圳居住。他的话其实并不停留于理论的，那时他已开始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实践他的想法，甚至预感——有人就称此为“文化预感能力”。
后来上戏的学生当中，无论戏文系、导演系，还是舞美系、表演系，都有一批不错的学生也都去了深圳，或者搞文化，或者经商，都做得有声有色。我知道他们都会以余秋雨的学生、朋友自居，他们常常见面，互通信息，还像在上戏的小院儿里那样。
离开北京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了深圳“锦绣中华”的刘半仙，印象中他总在参与策划大的文化演出，不是把国外的弄到国内来，就是把国内的介绍到国外去，我们在北京见面时，他说的那些事情里有两件我印象最深，一是他说到一位他认识的女校友在深圳活得那么死气沉沉，他怎么想办法帮助她她都不开化，完全地自我封闭，滴水不进，难以融入深圳的活力中去。他说的时候那么着急，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表情，我记得很清楚。还有一件事，他说起一位女演员穿着一套“难看得不可理喻”的裙子参加金鸡奖还是百花奖颁奖典礼，他当时的语气和表情是嫌弃中又夹带些气恼甚至羞愤，好像她是他家的什么人，他对她这样在外头丢人现眼是要负责任的。他随即对我说，他就要去做一个纯粹的商人了，要真正地富有起来后，再回过头来搞艺术，搞文化，要让艺术处于一种文化的氛围当中，这样至少让我们看上去会体面一些，不至于和国际脱轨得太远。他的话和行动让我觉得他是那种我没法与其相比的人——有想法，更重要的还有积极的行动。
看到女演员穿难看得不可理喻的衣服上台领奖，我可能会在私下里用极鄙夷的口气嘲笑她们，看不起她们。记得有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一大帮的女演员里，只有闯荡过好莱坞的陈冲穿着晚礼服出席典礼，结果在一大堆胳膊、大腿捂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堆里，她反倒显得好像是穿错了衣服一样。后来果然再看到她出席类似场合，装着上就开始往回收，开始向大陆女演员品位那个级别上靠。也许这正好说明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或者说得好听点是还没有形成电影的文化传统，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电影的盛典之说了。像戛纳电影节、奥斯卡颁奖典礼、新片首映之类，所有出席现场的演员，无论男女都得在穿什么的问题上煞费苦心，稍不留神，就要铸成大错，就连一些著名演员也都曾有过因穿衣不当被媒体攻击得几年缓不过劲来的时候，那无疑就像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一样丢人。相比之下我们的演艺人员的确要潇洒许多，套用王朔的话，“我是流氓(无产者)我怕谁”。
刘半仙的可爱之处在于当时还挺有一种想要建设点什么的责任感与牺牲精神。那时离开北京的文化艺术圈，就是挣脱一种封闭、死旧的文化生态。我还记得刘半仙要去深圳却弄不到边防证跑来问我有没有办法时的情景。
深圳的上戏校友里还有一个女孩丛容，是我毕业前夕在我的剧作指导老师陈加林先生家认识的。之前陈加林也是她的剧作指导老师，她的毕业论文就是创作一个话剧剧本。她总在提出自己的剧作构思，一出关于爱情的戏，根椐她对爱的理解与体验。陈先生又总在否定她的构思，当然是根据他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戏剧创作经验。她总要去他家，他们总要讨论她的作业。她脑子很灵，有一天突然想到，这样的情景本身就是她要创作的戏：爱的一次次被否定，被扼杀，所有的清纯，所有的不合规矩，所有的不切实际，不再发生了。最终，女孩儿的“爱情”生活终于被理顺，终于得到了承认，而其实早已不再是那个最初的“爱”，本真的“爱”。她的剧名就叫《爱的构想》，结构完全是开放式的，在上海人艺剧场演得很好。全校的学生都统一去看了，大家议论说这个戏的编剧是我们上戏出来的。很佩服的样子。她后来分到上海人艺工作。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个城市(2)
在陈加林老师家，我们一边喝着红酒一边谈些话题，两个女孩都有些相见恨晚的意思。出了陈先生家，她一定要我去她的人艺宿舍。我们躲在她的小屋里叽叽喳喳聊了一夜，隔壁总有人在敲墙壁抗议，但我们依然不肯停下来，一直在说。都是些女孩们最隐秘的记忆与体验。她的天真和率直，让我一想到这丫头写的话剧曾轰动过上海滩，忍不住就要惊讶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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