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这个叫丛容的女孩儿在深圳搞过一部电影，应该说那部电影在国内也小有影响，再
后来她成了深圳文化部门的小官员，我从北京这边的报纸上看到对她的一次采访，虽然想象不出她如今身为官员的严肃与成熟，但听到她说，不管搞创作还是做官，她的心态都没有改变，一直都是在从事一项文化事业，在为建设和营造深圳的文化氛围做着事情。我就觉得她可能还是和以前那个与自己一起谈心、一起逛街淘衣服的丛容一样，是可爱和自然的。
那也正是余秋雨一直在倡导的我们应该有的文化生态。他并不喜欢把自己和学生都限定在一种生活模式里，他嘴里和眼里的所谓“事业”总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往往是一项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断变化和丰富着的。
许多上戏学生在这点上深受他影响，从思维到行动，都更像是余秋雨的“嫡系”。余秋雨和上戏众多校友本身的加入深圳，已经为新型的深圳文化增加了不少的分量、色彩和活力。
一个城市，哪怕就是一个社区，文化人士的加入会为这一地区增色许多，无形中它的重量和价值也就会提升了。一些共同的志向与观念，有时候还会像星星点火一般，不知不觉就形成气候带动全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我认识的两个广播学院的朋友突然就去了香港，后来才知道他们的一个院长去组建凤凰卫视，“一根线上连着一串蚱蚂”，带走了一批广院毕业的学生，一帮人把凤凰卫视经营得有声有色，感觉上既不同于香港的电视文化，更不同于大陆的那些个电视编排，说它打擦边球也好，说它独辟蹊径也好，那都是因为大家有着相同或相类似的电视消费理念，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让那只凤凰飞得那么高，让他们的凤凰产业有了那么骄人的成绩。
我知道深圳人曾把“深港接轨”当作深圳与“国际接轨”的第一步，想要形成所谓“内地——深港——国际”这样的开放格局。
而余秋雨，好像一下就站到了深圳这个最有希望成为中国文化桥头堡的阵地跟前。后来也是在深圳，他更加远离了内地的“文人”群体，更多和更加频繁地接触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界，他很快以自身的国学底子与现代理念征服了海外。
在深圳，他不仅走出书斋而且彻底抛弃内地“文人”圈，更独立地迈向完全的现代化、国际化。后来，他还曾就深圳文化发展的前景有过一篇文章，引得少数的人议论纷纷，其中也包括我在北京这边听到的那些中式文人的不满。他提出的“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学派”等概念，被看作是一时性起，是不谨慎。
我自己想，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等量级别下的对话，其中必有误读或者误听。人们以为的“文化”，和他心目中的“文化”应该不是一件事。人们大概以为守着几座皇帝老儿家呆过的古城、拥有众多历代官方史料记载，就有了“文化”。
而他喜欢对我说，你一定要强调“人的文化生态”，要强调人对自己生态的自我选择，这才是文化。
他是主动的，一如他一向的风格，而他们是被动的，将要淹没的。
听他说话和表述，常有这样的感觉，在别人还停滞于表面，被现实中不断缤纷而落的现象罩牢、糊住时，他的话语总像是对着镜头过来的一只大手，越伸越长，穿过众多屏障，一下就抓住那个实质的核。让你的心、眼跟着也要一亮。
他说经济的发展与流通，将使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人来人往的流通码头，而现代文化非常关键的就是它的流通。如果没有流通，没有相互沟连的大网络，文化就会处于一种粘滞状态，僵死状态。文化的高深失去现代价值，也就没法焕发出来了。
“只有借助现代流通，文化才会成为现代产品”。他看到这些，并且会积极动作起来，以自身的行动去完成和证实，这令他总是超然于外，总要先行一步，也让他时不时地会引得一些人不满意。
我一直惊讶，他身上那些感性的、天真的气质，让他会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仿佛突然而至的念头，然后他会把这念头拉入自己的语言构架里头，让它稳稳地落在一个强有力的、厚实的、极具理性的平台上。
我总是惊讶这个过程的转换，突变，它们是怎么样实现的呢?一个人怎么可以从那样的感性、天真好奇，一下子就到达那样的理性、深思熟虑?这应该是他自身最突出的个人魅力，是他总能征服谈话对象、征服读者的力量所在。这让他总是大气和宽广，会让我对他产生盲目的迷信，觉得他会在任何领域任何年代里独辟蹊径，成为强者。
过去做他研究生时，熏染得多，我几乎也快要有点这样的意思了，但后来离开了学术的氛围，完全放弃，就把自己放任为洪水泛滥凡事不过脑子的糊涂女人。
因为胸中有那样超前的想法和认识，余老师对我毕业后选择北京有些不以为然。他说你男朋友不是做生意的嘛，光是做生意，也应该去广州啊。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个城市(3)
我自己却是一派懵懂。我总是对周遭大事、形势变化不闻不问，一派漠然，更不要说会有什么理性的见解与预知。对自己的未来哪怕是家居生活，也从来没有计划，一直是放任自流。
本来也是想在南方开始一种更有活力、更加宽泛些的生活的，可是到了广州，在从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到借住的老同学家途中，公共汽车上身边拥挤着的男人的长相，突然令我对未
来的广东生活心生畏惧。他们长得实在太难看了(请所有广东俊男别太生气)，怎么好去亲近。
一个这样直接的理由，让我还没离开广州就起了不去那儿工作的念头。我只有自嘲，称自己好色，怕在广东找不到英俊男人作伴，北京嘛毕竟“藏龙卧虎”。
对广东和深圳的更进一步感觉，要等到十几年以后的世纪末。因为深圳市委宣传部要与国家文物局合拍100集的电视片《中国博物馆》，我这个总撰稿之一跑去深圳找余秋雨老师喝酒，在推杯换盏间“偷取”他脑子里的博物馆概念。片子在北京运作，但过关得在深圳官方。片子的进展，让我对开放的深圳现代文化、文化人颇有好感;而北京这里的种种波折，所谓文化积累的无限沉重，与现代文化发展趋向的格格不入，也让我对余秋雨的生存状态有了最直接的体会和感悟。关于要写一本余秋雨的书的念头，也是在那个时候跳出来的——
我让自己别太急，还有的是篇幅慢慢道来。
十几年后，我和余秋雨老师在北京常见面，更多的时候他来去匆匆。
那天我们在方庄喝茶。本来说好我去宾馆找他，他说他要介绍一位女编辑和我认识，因为他曾向她谈起过我，引得那位女编辑起了兴趣，想要看看这位让余先生津津乐道的女弟子究竟何方妖怪。约好大家一起吃中饭，我兴致勃勃刚在余老师下榻的宾馆坐定，女编辑打来电话说她的领导大人也一起来了，正在大厅。我马上起身告辞，对余老师说我不要和陌生人一起吃饭，尤其是当官的。他还是笑，放我一马。我们一起进电梯，我跟他说一出电梯我们就假装不认识。在宾馆门口等出租时，眼睁睁看着余老师被一帮人“劫持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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