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老同学酒楼也换了招牌，变成了一座茶楼。楼上喝茶，楼下卖茶叶茶具。在酒楼做的小算盘，方秀珍一些人，原以为可以在这白大哥的地盘上，安安稳稳一直做下去，没想到最后也是凄然离去。酒楼停业那一天，白汉生请她们几个一起吃了餐晚饭。对她们说，自己忙，弟弟也没有把酒楼打理好，对不住大家，以后有了别的业务，还是要老同学来鼎力相助。然后每人给封了一个红包。小算盘几个说，如今的生意，千变万化，潮起潮落，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对你白大哥来说，酒楼只是一个小生意，停掉后，还可以少分一点心。
酒楼转让后，有人猜测，白大哥要走了。人问，走哪儿去?说，还会哪儿去，美国。婚也离了，酒楼也卖了，传呼台也不搞了，肯定是准备大转移了。这话许多人也信。
大多数老同学最后一次见到白汉生，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底。武汉剧院有一场老知青演的晚会。林松弄到几十张票，让联络组的几位提前好几天，通知大家去看。特意叮嘱我，这次无论如何要把白汉生拉去，哪怕他在外地，也要他赶回来，就说，如此躲着不见，要让老同学们不好想了。
我和白汉生联系上。他说，尽量去吧，近来实在太忙。我说不要尽量，一定来，我拿着你的票，在门口等你，你不来，我不进。他在那边骂了一声，狗杂子，把难我为。
那天晚上，离开演还早得很，武汉剧院门前已是人山人海。凛冽寒风中，很多人都不进去，东一团，西一伙地聚着。老同学老插友事先约好的，临时撞见的，就地拉起家常来。也有人在人群中急匆匆地来回找寻，像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寻找自己战场上失散的战友。找到了一两个熟人，便大喊大叫，旁若无人地说着这些年的日子。深冬的夜色中，一片火热景象。大门外，许多没有票的人，像苍蝇一样在四处寻票，见了一个犹犹豫豫四处张望的人，便问，有多的票没有?人家说，我们的票还不够呢。于是找票的人骂一声，狗日，下乡要我们去，看演出就没得我们。
林松那天是早早就到了，他站在台阶最高的一侧，他的上方刚好有一盏明亮的聚光灯，于是，所有文博中学初三(二)的人，都一个一个向他汇集，渐渐地，汇成一片醒目的人群，远远看去，那阵势很威武。这样的日子，大家的话题当然与三十年前的此时相关，开演预备铃响了，进去了一部分人，一部分人依然在热烈的交谈。第二遍铃又响了，一些座位不在一起的，还在抓紧最后的时间说话，到第三遍铃响，里面已经传来了那一首熟悉的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音乐，大家才慌慌地往里涌去。
一直没见到白汉生影子。几个等票的，见我还在等人的样子，便凑上来递烟，说来不了的，给我算了，大冷天。一直等到里面第三个节目报幕，终于看见白汉生从大门外向里走来。他也看见了我，远远抬一抬手。走到跟前，他说，你真的就这样死等啊?我说，你是不是准备见不到人就掉头?白汉生说，我的客户还在酒桌上，现在不像前几年，那时候我是爷，现在他们是爷。我说，今天晚上，咱们这些老同学是爷。
人就是这样怪，尽管平日有许多微言，有许多怨怼和讥讽，一旦见了面，大家又想起白汉生的许多好来。当我们在暗淡的光线中进去的时候，同学们一下就看见了他，远远近近地压低嗓子叫起来，白大哥，白大哥，很是亲热。刚刚坐下，就有女生传递过来话梅口香糖一类零食。后排前排的也都打着招呼，招引得别的观众都朝这边观望。舞台上，都是一些年过半百的老知青，唱着老歌，跳着老舞，要说好看，真谈不上，但不知怎么，总有一种东西，在你心里捅着，弄得人鼻子酸酸，眼睛涩涩。有几次，我想和白汉生说点什么，刚扭过头去，竟发现他眼眶里一片闪闪烁烁。这家伙在哭，可是他又不好意思擦泪。我只好装作没看见，也不再和他说话。
演出结束后，大家又聚在剧院门口聊着。从剧院里带出来的那一点点热气，渐渐在深冬的寒风中消耗光了。几个女生说，白大哥，好久不见，我们请你去吃一点夜宵。有人说，白大哥，你现在是自由人了，可以多陪陪我们啦!白汉生说，好，去吃点宵夜吧。几个住得远的，说要回去了。这次白汉生没有像以往那样说不慌走，回去的事我来安排。他只是和提前走的人一一握了握手，说了几句道别的话。大家成群结伙地走到附近的一家面食馆，要了一些卤菜，啤酒，饮料，又要了一些馄饨，汤圆，煎饺之类。大家只顾吃喝，没有注意到白汉生还是悄悄地到服务台买了单。那天晚上，终于有人问起白汉生离婚的事。说，真离了?白汉生说，离了。几个女生便诡谲地笑，是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白汉生苦笑说，我哪敢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啊?吉莉莉快嘴快舌地说，要是人家有这个非分之想呢?几个爱闹的男生也过来发难，说，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老同学之间，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再说，到了如今时代，这又不是个什么稀奇事?林松说，我们初三(二)啊，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成一对。我这个老班长，还真想为我们班上的老同学主持一场婚礼呢。小算盘说，你要不开口，我们就要别人先开口了啊!都是过来人，还怕个什么?白汉生被大家围攻得招架不住，只好说，等孩子大一点再说，到时请你们喝酒，行了吧?
果然，那次看演出之后不久，陈雅红就回来了一趟。白汉生说，肯定是那些红娘们向她说了些什么。陈雅红这次回国，是在她走了以后我才知道的。班上的老同学，大约除了小算盘等少数几个女生，大多也不知道。近几年，陈雅红回国，有时也悄悄来，悄悄去，不似当初那样，一回来就四处吆喝，渴望与老同学相聚。同学们知道后，都有些炎凉之感。
白汉生很久没有来了。那天来了，觉着憔悴了许多，有些木然，有些恍惚。眼神里，不见了以往那种平和与温厚，也不见那种热闹场面中的慈善与满足。
我照例问问近来忙什么。他说，瞎忙，这年头，做生意的都像掐了头的蜻蜓，撞到哪里是哪里。不忙，赚不到钱，忙也赚不到钱，还要赔功夫。当时，我把他的这些话，都当生意人的调侃来听了。
白汉生说，陈雅红回来过。
我说，单线联系了。回来招呼都不打一个。
我知道，白汉生是来说陈雅红的。白汉生在这一点上，遗留着少年的特征，喜欢与朋友共享幸福和喜悦，喜欢在复述中再一次体验那些珍贵的快乐。我记得当年，他如果看了一场好看的电影，会一再地叙说电影的情节。哪怕这电影我也看过，他依然会无休无止地说，有时候，为了便于起头，会用一种反问，质疑的方式，将那些经典情节复述一遍。“狗日的，他怎么想得到啊?梁老大把那个特务的电话接过去，也不管宪兵队长说什么，只顾自己说自己的，然后一挂，硬是把那个特务搞懵了……”我记得，电影《51号兵站》中的这个情节，白汉生不止对我说过七八次。
白汉生说，陈雅红这次回来，是说她弟弟的事。她说，她知道以后懊悔得不得了，真不该让白汉生搅到那个传呼台里去的。白汉生说，算了，谁也没有后眼睛。当时，传呼台还是一个吃香的项目。陈雅红说，她弟弟小她许多，从小比较娇惯，有些任性，还有些自私，但毕竟是自己的弟弟，总想帮他一把，让父母亲也安心一点。没有想到会闯这么大的祸。白汉生说，做生意，总有赔有赚。陈雅红说，不管怎么样，生意做坏了，也不能一拍屁股走人，让你一个人捡摊子。白汉生说，他年轻，不懂事，就不去计较他了，再说，这事我自己也有责任，没怎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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