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深秋，天阴着，通往湖边的林荫道上，铺满阔大的梧桐叶，一阵凉风刮来，又有一些黄叶飘落，很有一点沧桑感。
这样一个怀旧的季节，这样一个怀旧的天气，这样一个怀旧的场景，男生女生们三三两两，踏着沙沙的落叶，向湖边走去。
东湖是大家在念书时常去的地方，春游秋游，队日团日，及至文革后期，大家预感到要风流云散的前夕，都会到这个地方来。恋爱了，失恋了，也会到这儿来，走走，坐坐。一眨眼，当年那些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齐齐整整地都过了不惑之年。离散二十多载，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大家感慨不已，唏嘘不已，说了许多难忘的往事。
那天到来的人，除了陈雅红她们“三仙姑”，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一个是在小学当老师的钟惠，一个是在银行做信贷员的马玲玲。六个男生大多也混出了个人模人样。职务最高的是老班长林松，在区工会当宣传部长。职称最高的是原来班上那个“自由主义分子”姚一平，在大学做法学教授，据说还给几家大企业做着法律顾问。沈志秉在当外科医生，柯小龙在区税务局，王言开在一家中型企业当一个中层干部，悲壮地坚守着那风雨飘摇中的烂摊子，按他的说法，正在一步步把企业送进火葬场，等待壮烈牺牲的那一刻。李宗明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水货服装店，给南来北往的民工提供一些比较适合城市生活的廉价衣物。门面不大，平平和和。这些同学，大多在一定的时候有过相关的往来，比如谁找谁联系孩子上学，谁找谁给家人动过手术，谁找谁谈过贷款事宜，谁找谁咨询过打官司的事，谁在李宗明的店里买过跳水价的西服等等等等。总之，还是一些有资格让人相求的人。大家在匆匆岁月中匆匆相见，为着一些实际的事物，总是没有功夫抒情。
到了湖边，租了一条渔家木船，缓缓荡到湖心，天庭低垂，烟波浩淼，浪涌拍打船帮，木浆吱呀作响，一阵阵惆怅一阵阵温暖涌上心头。陈雅红突然轻轻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
就在那次“东湖一大”上，有人提出来，趁着陈雅红回国的东风，将原初三(二)的同学能找到的全部找齐，搞一次大聚会，还要把当年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找到。建议一提出，大家都兴奋不已，如同找回自己的青春少年一样，立即开始回忆全班同学的名单。说是忘了，忘了，全忘了，却又随着一件件往事，一个个场景，一句句当年的经典话语，甚至一种种食堂饭菜，那些遥远又亲切名字，竟一个一个的直往外蹦。蹦出一个，大家就欢呼一声，小算盘杨莲燕便在小本本上记下一个。同窗三载，朝夕相处，文革两年，风雨与共，有的后来还在乡下同一个锅里吃了几年饭，怎么会真的就忘了?最开始被记起来的，大都是一些班上的风云人物，班干部——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宣传委员，文娱委员，体育委员，生活委员……团干部——团支部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团小组长……然后是学习尖子——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物理课代表，化学课代表，英语课代表……体育明星——篮球的，足球的，乒乓球的，短跑的，长跑的，跳高跳远的……文艺明星，唱歌的，朗诵的，吹笛子的，拉小提琴的，画墙报的，写美术字的，编相声快板枪杆诗的……再就是相貌、语音、习性、衣着各有特色的……
回忆说笑间，杨莲燕已经在她的小本本上记满了好几页。数了数，全班五十一个人，纸上到齐了五十人，只差一个。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成绩。高兴之余，大家终究有点遗憾，五十个人都记起来了，就那一个，怎么会记不起来了呢?有一个老同学遗失了，让人心里多少有些怅然。大家似乎非要与自己的记忆力较量一番似的，又开始新一轮苦苦回忆，谁跟谁同座，谁跟谁上下铺，谁跟谁课间操前排后排……竟然还是记不起来。这时有人叫了一声：“白菜!大白菜!”一声白菜，几个人也恍然大悟地喊道：“大白菜!”，有人依然没有明白这白菜大白菜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就是那个绰号叫大白菜的……叫白，白什么?”那时的同学，人人都有绰号，有人还有好几个，不同时期，不同情景，不同地叫。到得后来，一些同学只被人记住了绰号，尊姓大名倒给忘了。终于，小算盘犹犹豫豫地说：“白……汉生?”“对对对，白汉生，白汉生!”大家似乎挽救了一个革命战友一样高兴起来。由此，著名的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全体在册同学的名单回忆齐全。由此，一个已经从著名的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的记忆中消失掉的白汉生同学便被历史地发掘出来。
这次回忆名单，小算盘贡献最大，她一个人记起来的，比所有人加起来还多，获得最佳记忆奖。小算盘说，你们也不想想，当年，你们一个个在操场上踢毽子，打排球，我就在教室里盘你们的名单，这个三角，那个五分。
说实话，如果没有人提起，我这一辈子大约不会再想起白汉生来的。但是，一当被人提起，这三个字就变成了一串串遥远又亲切的回忆。当初，我和他都是班上不多的走读生之一。放学后，有一段同路。有时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各走各的。有时候，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铃响了，他会走到我跟前，悄声说，走?我要有点什么事，他就会说，我在校门口等你。等我完事后，走到校门口，就可以看到他站在大门外的那棵槐树下。然后我们就一起走。初一的时候，他还喜欢用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初二就不再搭了。那时候，我们还在一年四季吃不饱的岁月里。初中生，一个月三十斤定量粮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没有别的油水，第四堂课，人就饿得有点发晕，连话都不愿意多说。有几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煮红薯，趁无人看见的时候，塞到我手里。煮红薯放凉了，比热的甜，比生的绵，很好吃，又解馋又顶饱。当时那种感觉，说它是人间珍肴也不过份。只是那红薯皮有点咸味，可能是在口袋里放的时间长了，也可能是手上的汗水。但也舍不得撕去。许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恍然如昨。白汉生家有亲戚在乡下，常常给他们送一点乡土吃食来，他家子女多，以聊解饥馑之苦。后来和白汉生见面之后，我还说起这事。他也对我说起许多当年的故事，有的我记了起来，有的全然忘了，忘得一点影子都没有。
大家又记起了大白菜的来历。当年同学的绰号，有的有极精彩的典出，有的却很随意，不太讲什么道理。比如黄瓜，就是因为姓黄。南瓜，就是因为名字里有个南字。不经意被人叫一声，传了开去，就叫成了习惯。我记得几年间，班上绰号属于瓜类的，不少于五、六个，男生女生都有。白汉生曾经被叫过白兰瓜。大约那是一个瓜菜代的时候，瓜果菜蔬对大家的刺激太深。
白汉生的“大白菜”绰号，诞生于文革初期，当时，高三的同学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市委派下来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是香花。很快分成两派，死打活缠，誓不两立，谁见了谁都要喝问一声，你的观点，香花还是毒草?仿佛是查哨的对口令。有人问到白汉生，他一愣，急急地说，不是香花……也不是毒草……是，是大白菜。发问者一时懵住，旁观者哄然大笑。从此，白汉生便得了一个“大白菜”美称，一时间传遍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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