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学白汉生之死_胡发云【完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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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文博中学,算是武汉一所经典中学,现在算来,校史已近百年,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始建,抗战开始后,又与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合并,可谓中西合璧,尽善尽美了。文博中学校风严谨,学风浓郁,出了无数英才。大半个世纪以前,就有江南小北大之称,可以说是一所贵族学校。说它是一所贵族学校,有两层意思。一是它的学生来源,大多都有一些背景。官宦,商贾,书香世家,高级白领,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弟往这儿送,当然,除了愿意之外,依然要严格考试,不好凭金钱权势开后门的。到了49年后,这里依旧是新贵与旧贵的子弟占大多数。六十年代初,阶级路线讲得厉害了,工农子弟的比例才提高了一些,即便如此,那些工农子弟,学习成绩也都优秀,是他们那个阶级中的佼佼者。因此,文革中,文博中学成了旧市委,旧教育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大铁证。说它是一所贵族学校的另一层意思是,这里的师生,不管来源如何,在校熏陶一段时间,便都有一点贵族气息,男的儒雅,女的端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比后来上面的提倡早了几十年。老师就更不用说了,随便翻翻底细,都能找到耀人的学历。到了文革,这里的人才开始疯野起来,但比起其他学校,还是要温和许多。在这样一所学校里,白汉生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倒成了另类。他既不是旧贵,也不是新贵,甚至也不是工农子弟。他的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的是“独劳”。团章学习小组长小算盘第一次见到这个词儿,不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悄悄问他。白汉生嗫嚅说,独劳……好像就是单独的……劳动者?我也不知道……团章学习小组长小算盘还是没有明白,便去问了政治老师,从那儿知道了“独劳”就是个体手工业者或其他独立劳动者。既没有参加无产阶级劳动大协作,也没有雇工剥削,比如打箍修伞,焊壶补锅之类,比资产阶级好,比无产阶级差一点,相当于中农吧。白汉生的父亲是一个木匠。有一个小小的作坊,帮人家做个箱子柜子桌子板凳,也修理一些旧家具。那作坊其实就是他们家的那一间堂屋,白汉生家人多,晚上把作坊里的木马工具材料等等家杂一顺,搭起两张行铺还得睡人。白汉生成绩平平,相貌平平,言语短少,也没有文艺、体育之类的特长。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在风云际会,英才辈出的文博中学,就像后来一首歌唱的“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现在想来,白汉生当时实际上是受着双重的歧视。出身好的,因为自己血统的纯正高贵而可以歧视他,一些出身不好的,可以因为自己家庭良好的文化经济条件歧视他。

  白汉生被人遗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是住读生。文博的学生,来源广泛,所以大多都住读,不像当时的一般中学,就近招生,住读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住读。在当时,住读生多少,有没有住读生,显示着一个学校的档次。大学住读,不用说了。军队贵族学校——八一学校,住读。地方贵族学校——育英学校,住读。所以,文博住读这个特点,在当时也是很让人羡慕的。十三四岁的少年,都渴望住读,仿佛那是一种成年礼,由此开始了独立的人生,不再笼罩于父母的羽翼之下。有些住得离学校只一箭之遥,也想方设法要当上住读生。住读的同学,一个课堂上课,一个饭堂吃饭,一个寝室睡觉,同吃同住同学习,互相间的关系要亲密许多,犹如同胞手足。走读的,就有点像庶出或外姓,与大家总要生分一些。白汉生没有住读,他家离学校不太远,步行二十多分钟。再就是他家经济困窘,可以省下一点吃住费用。前面说了,白汉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在校多年,没有什么人去过他家,他也从不邀请谁去他家玩。在班上过得若有若无。

  名单齐了,可要找到这些名单上的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于是又成立了一个临时联络组,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了四十二人。有的已经定居外地,有的已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还有三个已经去世,一个因为肝病,一个是工伤事故,另一个也是事故,是在自己家里被电打死的。白汉生初中三年没有住读,与大家交往本来就少,文革开始后,他也没有参加哪一派组织,说是去做临时工了。到得上山下乡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白汉生家子女多,他父母不让他下乡,继续做他的工,挣点钱贴补家用,所以与大家彻底断了联系。

  寻找白汉生的任务,最后落在了我身上。因为我记起来,我去过他的家。初一的时候,到他家去做过枪。是那种木制冲锋枪,粗铁丝做零部件,比如扳机,弹卡,固定橡筋的小桩什么的,拉上橡皮筋,可以弹射一种纸叠的三角子弹,射程很远。

  白汉生原来的家,在武昌老城区的一条小街上,那小街是一条明清古街,曾经非常繁华过。青石路,砖木房,大多是楼下店铺,楼上居室,或后屋工场。一竿衣物,捅到对面窗台上。几挂咸鱼,吊在自家房檐下。三两只做着饭菜的小煤炉,摆在街边的石级上。铺面大多是一些南北干鲜,日用百货,酱园,纸坊一类,再就是各种修伞配锁白铁木器的手艺店。走进小街,便听得见远远近近的各类敲打声。很有一些市井烟火气。大多人家没有自来水,街头巷尾便设有一些个小小的水站,比现今的报刊亭还要低矮许多,卖水人就在那小屋子里坐着,控制着一杆铁柄,很神气。街上人家要用水,便晃晃荡荡担了一付空桶去,将手里一枚竹制的小牌牌递给小屋里的人,那人便将那一尺来长的铁柄啪地打一个方向,伸出屋外的那根粗大的水龙头就哗哗地喷出水柱来,顷刻间将一桶水放满。那竹制的小牌牌,他们都叫它“欢喜”,上面烙着火印,有时也就随意抹上一点油漆,表示真实有效。我第一次跟着白汉生去担水,听他说“欢喜”这个名称,觉得好玩极了。

  时隔数十年,我再去的时候,这条小街已经面目全非。原来一层两层的木梁柱板壁房,大多已变成那种又狭又高的灰色水泥楼房。人口多了,地皮还那么大,小巷人家,只好像树一样,拼命向天空伸展。巴掌大的地基,三层,四层,四层半,一座座建得像方宝塔。

  边走边寻,记起来白汉生家斜对面曾有一座红砖砌的公共厕所,一年四季都有一股浓浓的味道。寻过去,那厕所果然还在。于是向不远处一家摆烟摊的老人打听。那老人家居然还记得白木匠,说,白木匠死了多年,他家幺儿子还住在对面那栋还建房里。于是找到了白汉生的小弟。他小弟我已经不认识,当年大约还是一个鼻涕娃娃。我说了一些往事,那个正打着麻将留着浓浓唇鬚的中年汉子说,他哥哥不住在这里,说罢扑倒自己的牌,匆匆起身,在抽屉里找出一张他哥哥的名片递给我,说上面有他哥的电话。我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写着“鄂昌工贸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白光(经济师)。名片上面,还有一排小字,是各类社团协会的任职。我说,这白光……那汉子说,白光就是我哥白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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