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文博中学，算是武汉一所经典中学，现在算来，校史已近百年，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始建，抗战开始后，又与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合并，可谓中西合璧，尽善尽美了。文博中学校风严谨，学风浓郁，出了无数英才。大半个世纪以前，就有江南小北大之称，可以说是一所贵族学校。说它是一所贵族学校，有两层意思。一是它的学生来源，大多都有一些背景。官宦，商贾，书香世家，高级白领，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弟往这儿送，当然，除了愿意之外，依然要严格考试，不好凭金钱权势开后门的。到了49年后，这里依旧是新贵与旧贵的子弟占大多数。六十年代初，阶级路线讲得厉害了，工农子弟的比例才提高了一些，即便如此，那些工农子弟，学习成绩也都优秀，是他们那个阶级中的佼佼者。因此，文革中，文博中学成了旧市委，旧教育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大铁证。说它是一所贵族学校的另一层意思是，这里的师生，不管来源如何，在校熏陶一段时间，便都有一点贵族气息，男的儒雅，女的端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比后来上面的提倡早了几十年。老师就更不用说了，随便翻翻底细，都能找到耀人的学历。到了文革，这里的人才开始疯野起来，但比起其他学校，还是要温和许多。在这样一所学校里，白汉生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倒成了另类。他既不是旧贵，也不是新贵，甚至也不是工农子弟。他的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的是“独劳”。团章学习小组长小算盘第一次见到这个词儿，不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悄悄问他。白汉生嗫嚅说，独劳……好像就是单独的……劳动者?我也不知道……团章学习小组长小算盘还是没有明白，便去问了政治老师，从那儿知道了“独劳”就是个体手工业者或其他独立劳动者。既没有参加无产阶级劳动大协作，也没有雇工剥削，比如打箍修伞，焊壶补锅之类，比资产阶级好，比无产阶级差一点，相当于中农吧。白汉生的父亲是一个木匠。有一个小小的作坊，帮人家做个箱子柜子桌子板凳，也修理一些旧家具。那作坊其实就是他们家的那一间堂屋，白汉生家人多，晚上把作坊里的木马工具材料等等家杂一顺，搭起两张行铺还得睡人。白汉生成绩平平，相貌平平，言语短少，也没有文艺、体育之类的特长。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在风云际会，英才辈出的文博中学，就像后来一首歌唱的“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现在想来，白汉生当时实际上是受着双重的歧视。出身好的，因为自己血统的纯正高贵而可以歧视他，一些出身不好的，可以因为自己家庭良好的文化经济条件歧视他。
白汉生被人遗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是住读生。文博的学生，来源广泛，所以大多都住读，不像当时的一般中学，就近招生，住读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住读。在当时，住读生多少，有没有住读生，显示着一个学校的档次。大学住读，不用说了。军队贵族学校——八一学校，住读。地方贵族学校——育英学校，住读。所以，文博住读这个特点，在当时也是很让人羡慕的。十三四岁的少年，都渴望住读，仿佛那是一种成年礼，由此开始了独立的人生，不再笼罩于父母的羽翼之下。有些住得离学校只一箭之遥，也想方设法要当上住读生。住读的同学，一个课堂上课，一个饭堂吃饭，一个寝室睡觉，同吃同住同学习，互相间的关系要亲密许多，犹如同胞手足。走读的，就有点像庶出或外姓，与大家总要生分一些。白汉生没有住读，他家离学校不太远，步行二十多分钟。再就是他家经济困窘，可以省下一点吃住费用。前面说了，白汉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在校多年，没有什么人去过他家，他也从不邀请谁去他家玩。在班上过得若有若无。
名单齐了，可要找到这些名单上的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于是又成立了一个临时联络组，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了四十二人。有的已经定居外地，有的已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还有三个已经去世，一个因为肝病，一个是工伤事故，另一个也是事故，是在自己家里被电打死的。白汉生初中三年没有住读，与大家交往本来就少，文革开始后，他也没有参加哪一派组织，说是去做临时工了。到得上山下乡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白汉生家子女多，他父母不让他下乡，继续做他的工，挣点钱贴补家用，所以与大家彻底断了联系。
寻找白汉生的任务，最后落在了我身上。因为我记起来，我去过他的家。初一的时候，到他家去做过枪。是那种木制冲锋枪，粗铁丝做零部件，比如扳机，弹卡，固定橡筋的小桩什么的，拉上橡皮筋，可以弹射一种纸叠的三角子弹，射程很远。
白汉生原来的家，在武昌老城区的一条小街上，那小街是一条明清古街，曾经非常繁华过。青石路，砖木房，大多是楼下店铺，楼上居室，或后屋工场。一竿衣物，捅到对面窗台上。几挂咸鱼，吊在自家房檐下。三两只做着饭菜的小煤炉，摆在街边的石级上。铺面大多是一些南北干鲜，日用百货，酱园，纸坊一类，再就是各种修伞配锁白铁木器的手艺店。走进小街，便听得见远远近近的各类敲打声。很有一些市井烟火气。大多人家没有自来水，街头巷尾便设有一些个小小的水站，比现今的报刊亭还要低矮许多，卖水人就在那小屋子里坐着，控制着一杆铁柄，很神气。街上人家要用水，便晃晃荡荡担了一付空桶去，将手里一枚竹制的小牌牌递给小屋里的人，那人便将那一尺来长的铁柄啪地打一个方向，伸出屋外的那根粗大的水龙头就哗哗地喷出水柱来，顷刻间将一桶水放满。那竹制的小牌牌，他们都叫它“欢喜”，上面烙着火印，有时也就随意抹上一点油漆，表示真实有效。我第一次跟着白汉生去担水，听他说“欢喜”这个名称，觉得好玩极了。
时隔数十年，我再去的时候，这条小街已经面目全非。原来一层两层的木梁柱板壁房，大多已变成那种又狭又高的灰色水泥楼房。人口多了，地皮还那么大，小巷人家，只好像树一样，拼命向天空伸展。巴掌大的地基，三层，四层，四层半，一座座建得像方宝塔。
边走边寻，记起来白汉生家斜对面曾有一座红砖砌的公共厕所，一年四季都有一股浓浓的味道。寻过去，那厕所果然还在。于是向不远处一家摆烟摊的老人打听。那老人家居然还记得白木匠，说，白木匠死了多年，他家幺儿子还住在对面那栋还建房里。于是找到了白汉生的小弟。他小弟我已经不认识，当年大约还是一个鼻涕娃娃。我说了一些往事，那个正打着麻将留着浓浓唇鬚的中年汉子说，他哥哥不住在这里，说罢扑倒自己的牌，匆匆起身，在抽屉里找出一张他哥哥的名片递给我，说上面有他哥的电话。我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写着“鄂昌工贸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白光(经济师)。名片上面，还有一排小字，是各类社团协会的任职。我说，这白光……那汉子说，白光就是我哥白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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