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恨”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明廷与女真的历史关系的总结，是双方新关系的开端，也是后金对明廷的宜战书和对女真人的号召书。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出师以前，宣布“七大恨”，实际是后金起兵的政治宣言书，即欲报杀父祖的仇，申辩划定疆界的是非;以哈达、叶赫两部的问题为中心，争后金统一女真各部的正当性。以“七大恨”作为对明宣战的理由，是后金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对明廷提出的挑战，宣告从此后金将以国家姿态对明廷割据一方，分庭抗礼，由臣属关系转变为公开的国家对国家的关系。
“七大恨”的宣布，所以是明与女真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是因为它是两百年来明朝政府对边区少数民族——明代女真族政策的一个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压迫与反抗，屠杀与争生存长期斗争的必然归宿。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明廷在杀害建州首领董山的同时，联合朝鲜王国官兵清剿建州卫，对女真人民采取剿杀战;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讨伐建州女真，追捕王杲，袅首于京城西市。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再次剿杀建州，杀了阿台、阿海、觉常刚、塔克世等，使建州女真有名的首领扫地以尽。这不能不在女真人的心中埋下仇恨明廷和辽东边吏的种子。因此，王杲入京伏法的时候，努尔哈赤就怀恨领深[3]，早有复仇的想法。所以，“七大恨”首先申明为父祖报仇，不是偶然的。
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并吞哈达、辉发、乌拉等部后，除北关叶赫部以外，女真各部几乎都归附了。当建州还是明廷边区一个卫的时候，女真人与汉区之间的逾境采参、伐木是边民的正常经济生活，即使发生了纠纷，也不过是明朝一统天下内部之争。当建州作为一个政权出现时，边境上的一切纠纷，都具有国家纠纷的政治色彩了。“七大恨”中的第二、四、六、七恨，都指责明廷干涉后金的统一事业，妨碍了建州奴隶主们的兼并战争。努尔哈赤俨然以对等的后金国汗王的身份，与明帝分庭抗礼，这是双方政治上的最大变化。众七大恨”中的第三、五恨为明与后金争端中的又一个焦点。以明朝边民越界人女真地区采矿、采参、捕貂，夺取资源与后金保护本区资源，以后金扩大农耕面积与明廷反对后金扩大为经济上的最大分歧，这是后金生死存亡的两大问题。
英明汗努尔哈赤无论在统一战争问题上，还是在资源问题、土地问题上，与明廷早有矛盾。但在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为了保持贡赏、市赏和领取年例赏银等经济收入，只好对明廷采取时顺时逆的政策，即当明边备松弛，时机有乘就以蚕食的办法，推进统一战争，扩大地盘，集中人口。当推进弄到明廷出兵、罢市，危害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妥协、退让，以缓和一时的矛盾和冲突。
建州原来居住在朝鲜王国的东北边境，连接朝鲜北部三甲地区，由南至北，地多高寒，农作物多以大麦为主，产量不高，人民衣食艰难。迁至王国六镇接界的地区以后，良田很少，多是大山长谷，连绵千里[4]，所以，建州产粮面积原来不大，所产不敷所需。后来进入婆猪江以后，因为各种原因，直到努尔哈赤时期，粮食仍无较多的积蓄，不得不籴市于清河、抚顺[5]，而貂、参、松、榛等物产却比较丰富。这些土特产品，经历明代二百多年中，成为女真地区与明代汉区交易，换取米、盐、布、酒的重要物资[6]。建州等女真人与明代汉区交易的中心，主要有抚顺、开原、清河、瑷阳、宽甸等市场，这里的交易构成明代东北边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明代汉区与女真地区区域性的贸易。明朝中叶以后，朝廷政治腐败，贪官敲诈勒索[7]，使边区的朝贡、互市不能正常进行。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先控制了建州三卫、毛怜等鸭绿江以西至辽边的广大地区，将抚顺、清河等互市货源抓在自己的手中。不久，他又以远交近攻手段，争取乌拉布占泰，以求控制黑龙江地区的貂、参资源。因为布占泰靠近北关叶赫部，不能满足努尔哈赤的希望，于是建州便切断了黑龙江地区，以至东海女真各部土产输入北关叶赫的通道，迫使乌拉以北货物经过抚顺市，再转入辽阳。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对乌拉布占泰的决战，以及对东海各部的战争，使黑龙江与东海三部的貂、参来源，都控制在努尔哈赤的手中[8]。努尔哈赤的远见卓识就在于他代表了新兴的建州奴隶主阶级，将女真社会分散的宝贵财富较高度的集中起来，进而造成明代晚期女真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
努尔哈赤早就注意到建州奴隶主集团致富的源泉了。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就以女真国恭敬汗的身份与明廷争利了。方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与明边关副将订立守边盟誓，约为共守皇帝边境，立石建碑[9]的实质也是保护本区资源，保护建州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七月，在明廷的武力威胁下，努尔哈赤对明廷为了表示恭谨和誓守立约的决心，把盗窃叆阳马匹的女真人斩于界碑之下[10]，也是据理而行，是忍小痛而求大利。在保护女真地区资源的问题上，努尔哈赤面临着复杂的斗争，既要反对明朝边吏的欺诈，以劣等货物充赏等不法行为，又不损于臣子的地位和大节，以保持取得明朝的贡、市两赏和领取年例赏银。万历四十三年闰八月，明廷派五十个人到建州的近地叆阳堡铸铁，努尔哈赤得到消息以后，立即派大臣达尔汉去巡边，进行追杀。明廷得知铁工被杀，决定关闭叆阳市场。努尔哈赤深知罢市意味着割断了建州的一条经济命脉，只好妥协，送回四十多名女真人到明边关求和，明廷才允许开市[11]。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夭命元年)二月，清河城驻守游击官冯有功，驻于后金近地，以金石台为两区界限，双方属地人民各守碑界，不许越过。冯有功为了采运木材，私自纵令军士出界采伐。努尔哈赤认为汉区军民每年过境掘银、采参、伐木、采集松子、蘑菇、木耳等，是对后金的侵扰。为禁此事，根据原来约定，于是，命令达尔汉侍卫再次巡边，邀杀越界的明边兵卒五十多人[12]。辽东督抚，广宁新督堂派人送文诘责努尔哈赤，并将后金使臣刚古里、方吉纳和另外九个人拘捕在广宁。同时，又送书文给努尔哈赤说：我军民出界，你们可以送回来，为什么擅自杀害。努尔哈赤答书说：两家曾经立碑为界，碑上明文载道：知道出皇帝边境的人不杀，罪及不杀之人，为什么你们不顾约定的话，强辞夺理。明辽东督、抚不答应，提出以砍达尔汉侍卫的头为条件，否则，将不放刚古里、方吉纳等人。努尔哈赤在明边廷官将的压力下，被迫悔罪认罚，献出十个人在境上斩首，刚古里、方吉纳才得释而回[13]。
关市贸易是涉及女真民族存亡与兴衰的大事。努尔哈赤由纳贡的臣子，转变为敌国之君，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明廷的经济统治，尤其边吏的压迫，使关系日趋激烈。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御史熊廷弼为了控制西部蒙古，分离乌拉等部与蒙古的相互联属关系，突然决定停止女真贡、市两年，致使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集团和各部女真人民所采集的人参烂掉三十多万斤[14]，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了扭转明廷官吏在参价上的刁难，努尔哈赤发明了人参煮晒法，使大量的人参可以长期保存，做到了存售自由，倍得常价，有力地保护了建州奴隶主阶级的利益[15]。可见，后金作为与明廷相对立的国家出现在辽东，也是经济上积怨颇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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