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爸爸丰子恺_丰一吟【完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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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难一路上有这么多好人相助,使我们深感抗日期间民众团结一致的伟大精神!

  决心去长沙

  在到兰溪之前,我们的船停泊在建德附近的三河镇时,爸爸上岸了解情况,得知形势并不乐观,去长沙一路艰难险阻。但爸爸认为事已至此,非努力向前不可。他在1938年写的《决心》一文中下定决心说:

  我定要带了完全无缺的团体到湖南!

  船到兰溪,我们上岸到临江旅馆住宿。爸爸一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在旅馆登记牌上写“丰润”这个旧时的学名。(当时的旅馆,都把住客的名字写上牌子挂在柜台上方。)事有凑巧,爸爸早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的同学曹聚仁也住在这旅馆里。他浑身军装,担任着各报的战地记者。据章桂哥在《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曹先生担任中央通讯社东南战区特派员。文中还说:

  曹先生……对子恺叔怕暴露身份的做法不敢赞同,劝子恺叔:为了在途中能得到各方协助,顺利到达大后方,一定要把“丰子恺”三字打出去,并且相帮用急件印了名片。这一改变,作用甚大,在兰溪就立即见效,那就是存在杭州中国银行的二百元存款,去杭州不能领取,在兰溪不用保人,只凭“丰子恺”三字就很顺利地取到了。

  爸爸正要打听一路的情况,所以一遇到曹聚仁,如获至宝,马上问他去长沙的事。想不到曹先生断然地说:你们要到长沙、汉口,不可能!他说他们单身军人,可搭军用车的,尚且不容易去,何况带了老幼十余人!去了也一定会半途折回。他劝我们还是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那里路近,生活水平又低,还有一个老同学叫黄隐秋的,家在仙居。爸爸听了他诚恳的忠告,一时就打消了西行的决心,同意去仙居。

  这天晚上,曹聚仁先生在聚丰园请客。爸爸和满娘带了我哥哥姐姐共六人赴宴。回来后,爸爸和满娘及车汉亮先生商量一下,觉得还是非西行不可。于是写了一张条子,托旅馆老板转交曹聚仁先生,谢他招待的厚意,并为自己改变主意失约而道歉。我们另雇了一只船,往常山方向去了。

  我后来读了爸爸的《一饭之恩》一文,认为这一重要的决定,和曹聚仁先生在筵席上的一番话有很大的关系。曹先生问我爸爸:

  “你的孩子中有几人喜欢艺术?”

  “一个也没有!”爸爸回答。

  “很好!”曹先生表示赞许。

  爸爸后来在该文中回答曹先生这“很好“两字,这样说:

  我当时想不通不喜欢艺术“很好”的道理。……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受暴敌的侵略,好比一个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扰而害着大病。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才可制胜病菌,挽回生命。抗战就是一种剧烈的药。然这种药只能暂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病体渐渐复原的时候,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方可完全恢复健康。补品和粥饭是什么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

  我的儿女对于“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不甚爱好,少有理解。我正引为憾事,叹为妖孽。聚仁兄反说“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难道他以为此次抗战,是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想步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吗?我相信他绝不如此。因为我们抗战的主旨处处说着: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这主旨的实证。

  从前我们研究绘画时,曾把画人分为两种:具有艺术思想,能表现人生观的,称为“画家”,是可敬佩的。没有思想,只有技巧的,称为“画匠”……我以为军人也可分为两种: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以战非战,以杀止杀的,称为“战士”,是我敬佩的。抚剑疾视,好勇斗狠,以力服人,以暴易暴的,称为“战匠”,是应该服上刑的。……

  杜诗云:“天下尚未宁,健儿胜妇孺。”在目前,健儿的确胜于腐儒。有枪的能上前线去杀敌。穿军装的逃起难来比穿长衫的便宜。但“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最后的胜利,不是健儿所能独得的!“仁者无敌”,兄请勿疑!

  爸爸对他的老同学显然很恼火。我后来又在他《未来的国民———新枚》(1938年作)一文中发现,原来曹先生还给他讲过一个故事,这故事讲得确实有点过分,难怪爸爸如此反感。引用如下:

  去年十二月底,我率眷老幼十人仓皇地经过兰溪,途遇一位做战地记者的老同学,他可怜我,请我全家去聚丰园吃饭。座上他郑重地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件故事。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别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车过江,汽车停在江边时,一小孩误踏机关,车子开入江中,全家灭顶。”末了他又说一句:“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说“像你这样的人,拖了这一群老小逃难,不如全家死了干净。”这是何等浅薄的话,这是何等不仁的话!我听了在心中不知所云。我们中国有着这样的战地记者,无怪第一期抗战要失败了。我吃了这顿“嗟来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来还了他才好。然而过后我也并不介意。因为这半是由我自取。我在太平时深居简出,作文向不呐喊。逃难时警察和县长比我先走,地方混乱。我愤恨政府,曾经自称“老弱”,准备“转乎沟壑”,以明政府之罪。

  因此这位战地记者就以我为可怜的弱者,他估量我一家在这大时代下一定会毁灭。在这紧张的时候,肯掏出腰包来请我全家吃一顿饭,在他也是老同学的好意。这样一想,我非但并不介意,且又感谢他了。我幸而不怕麻烦,率领了老幼十人行了三四千里戎马之地,居然安抵桂林。路上还嫌家族太少,又教吾妻新生一个。……

  爸爸常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的决定。尽管我们一路艰辛,但始终没有陷入敌区,扬眉吐气地度过了八年抗战。

  我们这回雇的船,船内是一隔一隔的,像没盖的棺材一样。每一隔睡两三个人,使我们小孩大感兴趣。我们哪里知道一路上大人们一直是心事重重的,想这想那。忽然满娘和宝姐耳语几句后,着急地对爸爸悄悄地说了什么。爸爸一怔,马上吩咐章桂哥上岸,步行回兰溪的旅馆去了。我们一直到章桂哥拎了一双旧棉鞋赶回来,大人们欢呼,才知就里。原来爸爸在兰溪中国银行领到一半存款后,和大人们一起商量如何隐藏这些钱,把其中40元缝在宝姐的旧棉鞋鞋帮里了。只因旧棉鞋湿了,宝姐换了一双,把那双旧的放在旅馆床底下竟忘了带走。幸亏是双旧鞋,谁也不在意,还在床底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车先生的幼子乔德看见船里有一根竹手杖,拿了到船尾把它插入水中玩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好玩,在一旁看着。被满娘发现,大惊小怪地赶过来,从乔德手中把手杖抢走。我们觉得满娘真小气,玩玩她的手杖又怎么了!可是我们发现爸妈也很激动,分明是赞成满娘收回手杖。孩子们心中纳闷。事后我才知道,那手杖里有数百元钞票,是满娘把竹节挖空了放进去的。一路逃难,大人们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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