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西路是当时书店的集中区，开设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多家书铺。由生活书店发售的《新华日报》这张用绿色土纸印刷的报纸，在当时的桂林，非常新鲜地吸引着广大爱国救亡的青年和各界进步人士的心。另外还有一张进步报纸《救亡报纸》(夏衍主编)，刚从广州运来，正积极筹备出版。在桂西路的北侧，也开设着国民党的正中书局，但此店门可罗雀，根本无人上门，店伙计整天倚柜台无聊。……
崇德书店只开了100天，就毁于敌机的烧夷弹。据章桂哥口头回忆，那时书店诸人躲警报回来，见书店尚未烧掉，连忙把书全部抢出，堆在马路上。烧夷弹把空气中的水分吸光，使火焰容易蔓延。一条街都被烧光，街上的书当然也化为灰烬，连章桂哥的眉毛也被烧着。
这个月内，桂林被狂炸三四次，所投均烧夷弹。桂林城内被毁房屋约有三分之一，南门内一带，遭劫最大。那时我们已迁居乡下。爸爸进城，看到沿途断垣残壁，荒凉满目，不堪回首!
一只新枚酒一杯
暑假结束，爸爸要去两江的桂林师范学校教书，我家就迁居。桂师校长唐现之要爸爸带了家人住到校舍里去。虽然好友傅彬然、王星贤二位已到桂师成为同事，爸爸还把贾祖璋先生也介绍到了桂师。但爸爸喜欢自由，还是托人介绍，在离桂林35公里的两江乡下泮塘岭40号谢四嫂家租到了房子，于桂师开学前搬到了两江。泮塘岭离学校步行需35分钟。
这时妈妈已将临盆，不便到乡下待产。所以妈妈由19岁的宝姐陪伴，再加上一个10岁的我打打杂差，我们三人仍留在马皇背。
桂师校舍建造尚未完工，到10月24日这天才在斧斤影里、杭育声中先行开课，以后补行开学典礼。爸爸给学生讲了一堂课，问学生是否听得懂他那带石门腔学杭州“官话”的“国语”，听不懂的请举手。举手的人竟过半数。爸爸大伤脑筋。但我知道爸爸这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后来在四川，爸爸好几次为学生讲演，还是那种口音。我在一旁听了，常常窃笑。如今电视台来采访时常常问我有没有留下爸爸说话的录音。我记得1954年我们迁入陕西南路的房子以后，不知哪一年中央的什么电台曾要他作一次对台湾人民的广播，可惜那录音带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不错，爸爸通晓日文、英文，建国后又学了俄文。他的译文着作等身，而且译文很优美。可是要他开口，大概只有日文行，因为他毕竟于1921年去过日本10个月。但英文、俄文发音都不行。看来爸爸在外文口语方面的成就，远不如笔译，远不如其他的文化艺术，而且也无法改进。
且说这天上午爸爸在桂师下课后正步行回家，途遇前往桂师报告紧急消息的章桂哥，说宝姐写来条子，妈妈在往省立医院做产前检查时突然患了子痫症，必须让她提前生产，要爸爸速去医院签字。
爸爸急速赶回泮塘岭家中，一边换衣服，一边叫华瞻哥查《辞海》中“子痫症”三字。我在一旁纳罕。我一向只见爸爸把那部《辞海》搬进搬出，却不知这是什么玩意儿。原来妈妈生的病也能在这里面查出来!等我长大后，每次我问爸爸什么问题，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回答不出或希望回答得更确切、更详尽时，他就查《辞海》。后来我也学习爸爸这种精神，用来对付我的女儿和外孙。而抗战时的那部《辞海》，后来是给幼小的新枚吃饭时垫在凳子上坐的;胜利后回江南时则是给我二姐的长子宋菲君垫高了坐的。我们逃出去时当然不会带这么笨重的上下两册《辞海》。我已记不起是在哪里买的。多半是为了备课在桂林买的。总之，爸爸为了求更多的知识，非常重视《辞海》，所以经济上一有可能马上先购置此书。新中国成立后，爸爸也为《辞海》的出版校订做了大量工作。
却说爸爸准备就绪，匆匆赶往赴桂林的汽车站，适逢农历九月初二，班车照例停驶。幸有一小汽车满载行客，司机同意他坐在司机椅背上，身体屈作S形。总算当天赶到桂林省立医院。郑万育医生是爸爸的读者(护士中有周女士曾是爸爸学生)，医德甚高，另一医生也姓郑，却很凶，被我们称为“凶郑”，其实人家医术还是很高的。
“善郑”告诉爸爸，临产期还有三星期，但现在患了子痫症，今天非生产不可;如延迟，危险性会增大。又说，或破肚，或人工生产，须再诊后决定，万一不能大小两全，他问爸爸是保大还是保小?爸爸说：
“当然保大!”医生要爸爸签字盖章，爸爸蘸红墨水盖了个手印。
爸爸的好友陆联棠、张梓生、鲁彦三位先生，还有丙伯，听到这消息，早已先后来到医院，替爸爸分忧担愁。爸爸谢诸位好意后劝请回去，唯独张梓生先生留下，和爸爸在手术室外听候消息。据宝姐说，爸爸心中焦急，连连吸烟。
新枚终于出生，大小平安。只是他的脚先出来，经“凶郑”医生拉扯出来后，孩子不哭。医生把他倒拎着，拍拍背，然后拎起他的头和脚，背向上，让头和脚在背部上方相接触，如此扳了好几次，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哭起来。孩子的腿骨略受伤害。医生说日后必可复原。新枚幼时有点瘸腿，后来果然正常了。妈妈则起初病势较重，昏迷不醒，但两天后就清醒了。她昏迷后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已生下一个男孩。连爸爸也不知孩子是男是女。上一天，马一浮先生离桂林时，爸爸对他说了添丁的事，他问爸爸所生是男是女，爸爸回答不出，说只知道生了个“人”，引起旁边诸人失笑。直到护士把孩子抱进来给妈妈看时，爸爸才知道婴儿是男。
妈妈大好了。爸爸在新枚生下后第四天，带了我一起先回泮塘岭。据宝姐回忆，爸爸曾开玩笑说，这次医药费很贵，等孩子长大后要同他算账。后来爸爸为新生儿立了《新枚纪念册》(共两本)，在上面贴了爸爸自绘的缘缘堂图，新枚住院时的种种纪念品，连住院发票也贴在册子上。可惜“文革”抄家还来这两本纪念册，后来不知怎么又不见了，真可惜。新枚长大后对爸爸的孝顺，远远超过这笔住院费了，一笑。
自婴儿出生后，爸爸就恐家人特别是我外婆挂念，已先派专人送信去报平安。他谆谆嘱咐：到家后，第一句话要说“母子平安!”不要先讲别的事。我对爸爸这吩咐印象极深。因为自己说话常常不得要领，不分主次。以后就戒之慎之。
妈妈痊愈后，由爸爸的朋友农民银行行长吴敬生的小汽车接送母婴到泮塘岭。这是母子第一次坐小汽车。而等待着新枚住宿的则是谢四嫂家的西厢房，原为牛棚。牛已不养，且在迎接婴儿来到之前已修了漏，平了地。妈妈则和其他人都住在正屋。妈妈生孩子后总是没有奶水，所以新枚由宝姐软姐轮流带，请奶妈，不够时加炼乳。她们和我一起宿在牛棚里。她们给婴儿把尿时，就把在地上。虽然是婴儿尿，不臭，泥地能吸干，但现在回想起来总是太因陋就简了。
关于新枚住牛棚之事，爸爸在1938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有一番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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