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南潭巷传来军号声，由远而近，我家就紧张起来。爸爸把星汉楼的窗户全关上，有意和家人讲些别的事以转变注意力。满娘则不断念佛。随着军号声越来越近，就有死者家属呼天喊地号哭之声，有人看见家属还拎着纸钱，准备等枪声一响就烧纸钱。最可怜的是小孩跟在后面大叫“爸爸不要去!爸爸不要去!”据说死者本人是被灌了铅粉之类的麻醉药，倒是没有号哭。最后，沙滩上就传来“砰砰”的枪声。我们家中一片寂静，就好像在为罪不该死的鬼魂致默哀。
有一次，那被枪毙的人的尸体竟停放在星汉楼西侧一棵大树底下!那是我们走南潭巷出去必经之路。我们胆小的人都吓坏了。尤其是晚上，死尸脚边点着一盏油灯，好像一点鬼火，更令人打寒战。我们白天要上街，就往东绕道。但总还是望得见死尸所在之地。
唉!以前害怕的事实在太多了。在大兴路上，我有一次独自一人回家走近狮子桥时，看见右侧岩壁上竖搁着一副担架，旁边两个抬担架的人在休息。我以为担架上是货物，哪里知道经过旁边时看见裹好的一长条下边露出两只光脚。是死人!我连忙逃。回到家里对爸爸说了，他不仅不安慰我，还给我讲了些“走尸”的故事，说是古时候要把尸体搬回家乡，用不着这样抬。有法术的人只要念起咒来，尸体就会跟着他走。爸爸讲得活龙活现，我还信以为真呢。
虽然沙滩上有惨事，但那种事发生后不久，爸爸早在日本就结识的老友陈之佛先生邀请他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就是如今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当教授兼教务主任。国民党首都南京沦陷后，重庆成了临时的首都，名为“陪都”。吸引不少文艺界人士前往。爸爸当然也向往重庆，星汉楼不宜再住的想法也促成了重庆之行。
贵州访旧
不久，我大娘舅的长子徐岳英从沦陷区率眷到遵义来工作了。所以我们去重庆时，外婆由孙子接了去住，没跟我们去重庆。直到她去世前，因岳英哥打算来重庆工作，才把外婆先托人送来与我们重新相会。
说起外婆。我再讲一件小事。有时外婆由人陪着走出巷去，一路有人友善地称呼她“老太婆”，她回家后很不高兴，说这里的人怎么那么不客气，叫我老太婆。我们连忙为她解释：在故乡，称老太婆是不客气;在这里却很客气，等于称你老太太。外婆释然。
外婆腰疼，常叫我为她敲腰背;她还有胃病，经常要吃一种药片，总是由我替她去买。我也不知外婆哪里来的零用钱。家里是妈妈当家，妈妈总有零用钱给她吧。不过妈妈总有封建思想，觉得外婆住女儿家是不应该的，加之妈妈是个很节约的人，所以不会多给。记得外婆每次叫我买药时，那口袋里取出来的几张钞票好艰难好可怜似的。后来随着物价上涨，药价也涨了。我实在不忍把这消息告诉外婆。每次总是由我垫上。爸爸不定期会给我一点零用钱。
说起零用钱，我又要啰嗦几句。有一次爸爸可能有点大收入，竟给了我10元法币，就好比现在给了小孩一张100元人民币似的。我觉得自己发大财了，连忙带了一批小朋友到南潭巷口左首一家店里去吃抄手(即馄饨)。我这批小朋友当然包括恩狗佩贞桂侯等等在内，整整坐了一桌。
六十五年后的2007年10月16日，我由女婿陪同，艺专老同学彭智敏由她第三女陪同，千里迢迢去贵州兴义与老同学傅世廉会面。世廉和智敏都是爸爸在艺专时的学生。世廉的第五子———当时是兴义市副市长，在贵阳相迎，款待我们住高级宾馆。次日专车直送兴义。黄昏到达，世廉已在宾馆里等我们。三个老同学拥抱欢庆，感慨万千。世廉那时83岁。生有8个子女。真有“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之感。子女们陪同我们游玩了风景极美使人流连忘返的万峰湖和更美丽的万峰岭。19日依依惜别，次年即2008年初，世廉竟与世长逝!幸亏及时去看了她一面。
离兴义后，我和女婿又坐车去遵义访旧。这一路坐了九个多小时汽车(因贵阳到遵义正在修路)。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经得起长途跋涉。
一直留在遵义的老邻居蔡太太今年92岁，身体健朗。除了我见过的子女外，后来又生下好几个，一共7子女。次日，蔡师母的次子桂侯夫妇和他的五妹陪同我先后访问了罗庄和南潭巷。桂侯当年才两岁，如今我和他“鬓发各已苍”。
两地都已彻底改观，老屋再也找不到了。罗庄只剩下这个名称，房子已不见踪影，陪游者总算能说出当时庄园的一个大致地点。本来出罗庄是新街。新街旁有座山，有一回妈妈叫我去街上买下粥的菜，我却被小友们劝说，一起上山去买地里拔起来的菠菜了，很迟才回家。大家都等着下粥菜呢。妈妈责备了我，我以新鲜的菠菜赎罪。如今山和新街都没有了，只有一条香港路。
到了南潭巷，则连熊家新楼所在的具体地点也难辨认了。潺潺湘江竟变成了一条静静的河。枪毙人的沙滩也没了，造起了林立的洋楼。在下面停尸的那棵大树更是没了踪影。南潭巷分成了东巷和西巷，中间被一条后来新建的万里路拦成两段。我总算在南潭西巷和丰乐路交汇的西南口找到了我带一批小孩吃馄饨的地方。狮子桥竟然还在，我还是不虚此行。不过搁死尸担架的地方那片岩石竟已被削掉，造了一排房子。六十五年前悲惨和恐怖的阴影早已消散，我在遵义看到了繁华和丰足。恩狗的青梅竹马女友佩贞本来约好陪我来，恩狗也曾约好陪我来。可我这次突然来到，往返于香港深圳的佩贞只好“遥控”，让弟妹们招待我们住在丁字口一家五星级宾馆的20楼，好让我俯瞰全貌。佩贞和她在深圳的妹妹则不断来电问候，关怀备至。至于恩狗，已于2005年先我离世，此次旧地重游，只好让他失约了。
蔡太太记性好，告诉了我一些当时的小事：例如，满娘不杀生，淘米时看见米虫也不弄死，取出来放到草地上。又如，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回来晚了，敲不开自家房门。敲门声惊动了妈妈满娘爸爸，他们先后下楼代敲代喊，蔡太太还是不醒，只得撬开插销才得进去。蔡太太直到第二天才知此事。
这回我在遵义还访问了爸爸在浙大时的一个学生名叫王质平的老先生。王先生今年89岁。身体健朗。他1982年曾来上海探望我妈妈，所以还认得我。他家住在五楼，他很快就上了楼，我这个住了30年电梯房、比他小十岁的人却爬了半天才上楼。他书案上有我爸爸的七卷本文集，还印制了三本他自己的文艺作品。我拿回家看了以后才知王先生在“文革”中备受苦难，几次死里逃生，才赢得这幸福的晚年。如今他是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颇有养生之道，精力充沛。我和他谈到京剧《甘露寺》，还一起唱了一段。
总之，我此次到贵州访旧，感慨甚多，收获不少，不虚此行。
逃难最后一站──重庆
我家去重庆是分两批走的，因为听说重庆房荒严重，虽然家里已只剩四人，还是不敢同行。爸爸和我带着行李先行。妈妈带着恩狗等爸爸租定房子后才来。本来说好邻居蔡绥远先生也和妈妈一起来的。但他终未成行，我们就此分别了，在蔡先生去世以前再也没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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