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姐和华瞻哥本来进浙大文科一年级，在永兴读书。后来听说重庆中央大学文科好，便到重庆考入了中大外文系二年级念英文。考入以后校方才收到浙大保送的通知，他们成绩真好!他们比我们先到重庆。起初住在爸爸的好友陈之佛先生家，后来住校了。所以那时家里已只剩四人。而宝姐华瞻哥已在重庆，也是促成爸爸答应艺专聘请的原因之一。举家迁重庆，好让他们周末有个温暖的家好回来。
那时上大学学费虽昂贵，但据宝姐说，国民政府为了吸引学生不去解放区，推出了种种助学的办法。所以他们上大学，在经济上没让爸爸加重负担。而我连初一都没念完，前途茫茫，自己却一点也不担心。到重庆后，爸爸把我以“同等学历”塞进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人家都以为爸爸是要我继承他的画业才让我进艺专的。其实爸爸对子女选择专业从不干预。只是因为艺专当时的校长是爸爸的好友陈之佛先生，可以为我开开后门。我只记得考画时我画了一枝白描菊花，画线条时手是抖的。就这样糊里糊涂进了艺专。
刚到重庆时，我和爸爸就住在沙坪坝正街陈之佛先生家。陈先生来重庆早，住的房子较宽。有一间通向晒台的空房可供我们住。晒衣人要穿过此房。这已是很好的条件了。厨房兼饭厅在下面。从前面的马路看来那是地下室，但那房间后面却是平地。这是重庆山城的特点。
爸爸在这里生了一次副伤寒。
沙坪坝离重庆一二小时公共汽车路程。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所以周末宝姐和华瞻哥也来陈家。我家那么多人在陈家住宿吃饭，陈师母热诚对待，毫无怨言。我们如今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陈家有二子二女。幼子家玄、幼女修范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直到现在还有往来。
11月一到重庆，爸爸马上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这是爸爸第一次举办亲自到场的画展(由别人代展不算在内)。地点是在重庆市中心的夫子池。展出的画，都是逃难中新作的山水人物彩色画，幅面约23厘米宽，30厘米高。爸爸说过他的画宜小不宜大。这尺寸已经比以前似信笺大的黑白漫画大多了。关于这次画展，爸爸有《画展自序》一文(1942年11月)专记其事：
我生长在江南所见的都是人物相、社会相，却难得看到山景，从来没有见过崇山峻岭之美。所以抗战以前，我的画以人物描写为主，而且为欲抒发感兴，大都只是寥寥数笔的小画。这些画都用毛笔写成，都可照相制版刊印。抗战军兴，我暂别江南，率眷西行。一到浙南，就看见高山大水。经过江西湖南所见的又都是山。到了桂林，就看见所谓“甲天下”的山水。从此，我的眼光渐由人物移注到山水上。我的笔底也渐渐有山水画出现。我的画纸渐渐放大起来，我的用笔渐渐繁多起来。最初是人物为主，山水为背景。后来居然也写山水为主人物景点的画了。最初用墨水画，后来也居然用色彩作画了。好事的朋友，看见这是郑振铎先生最称赞的爸爸的漫画，题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我画山水拿古人来相比：这像石涛，这像云林。其实我一向画现代人物，以目前的现实为师，根本没有研究或临摹过古人的画。我的画山水，还是以目前的现实──黔贵一带山水──为师。古人说：“画不师古，如夜行无烛。”我不师古，恐怕全在暗中摸索?但摸了数年摸得着路，也就摸下去。──如上所说，我的画以抗战军兴为转机，已由人物为主变为山水为主，由小幅变为较大幅，由简笔变为较繁笔，由单色变为彩色了。
其实爸爸从1922年就开始“暗中摸索”了。他在《春晖》校刊第4期上发表的《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和《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这两幅画，就是“暗中摸索”出来的自己的风格。1924年发表在朱自清、俞平伯合办的《我们的七月》上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则更发挥了他“暗中摸索”出来的风格。这幅画立刻引起了上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的注意。他说：
“我的情思……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于是，《文学周报》上便开始发表爸爸的简笔画，并冠之以“漫画”二字。后来，常有人称爸爸为“漫画的鼻祖”，爸爸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只是“暗中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至于“漫画”，事实上在中国早已有了，只是郑振铎先生第一次把这个名称冠到爸爸的画上。1925年12月，《文学周报》社出版了爸爸第一本画集，就名为《子恺漫画》。
从黑白的人物漫画到彩色的山水人物画，确实是抗战以后爸爸画风的一大转变。宝姐说，她更喜欢爸爸的简笔人物画。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过，现在市面上所能看到的真迹，几乎只有彩色的山水人物画。那是因为黑白简笔画都已交出版社付印，书出版后原作是不归还作者的。加之那大多是早期作品，经过八年抗战，早已毁于战火。而那套彩色的山水人物画则是专供展览的。正如爸爸所说：
以前小幅的简笔单色的人物画，都可照相铸版，展览在全国各地。现在较繁的色彩山水画，在战时却无法复制。只有裱起来，挂起来，才可展览。
爸爸这种展览，不卖原画，而是预订，展览结束后按预订的重画。这样就可以永远保留原作。这套原作始画于1938年。到1946年回江南前还有补充。1946年12月，钱君匋先生的万叶书店有条件出版了最初的彩色版《子恺漫画选》。不过只收了36幅。直到1988年8月，爸爸的方外好友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展出我带去的这套彩色画时，才完整地印制了一次。法师为这画册的名称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这套画展出数次也不卖，所以是爸爸的精品。于是就定了《丰子恺精品画集》这名称。
话扯回来。这次画展所得五万多元法币，1943年入夏前用来建造了一所极简陋的自家的住房“沙坪小屋”。
但自建房屋的事不是画展后马上决定的。起初爸爸还是想租房子。
风生书店
在陈之佛先生家住了一段时期，有一次爸爸偶然在路上遇到以前立达学园的学生陈瑜清。通过陈的关系，又认识了他的朋友周世予。周是本地人，学徒出身，爱读鲁迅作品，也是爸爸的私淑者(后来才听说他是地下党员)。他原先开一家电料行，因警察常来找他麻烦，使他终于站不住脚，关闭了店。在陈瑜清先生等的帮助下，周世予先生开了一家旧书店，叫风生书店，就在陈之佛先生所住的正街拐弯处。周老板得知我家正找房子，便邀请我们住到书店楼上。楼上一隔为二。陈瑜清先生家已在后楼住下。我家便入住约一方丈半的前楼。爸爸还为风生书店写了招牌。后来听说我们的入住，无形中对这书店起了保护作用。我们迁走后，警察局和特务又来找周的麻烦。他终于站不住脚，关闭了店。听说小说《红岩》中的沙坪书店，就是以这家店为原型的。
妈妈和恩狗就在这时到了重庆。宝姐华瞻哥他们，周末也来凑凑热闹。华瞻哥还为周老板补习英文。在风生书店，我记得几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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