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买了一架留声机(即唱机)，还买了一批唱片，都是“拍卖行”里买来的。那时所谓拍卖行，其实是旧货店。店里卖旧唱片时不是随你选，而是捆在一起卖的。我们想买的唱片只是京剧的。可买来的唱片里京剧没几张。杂七杂八的很多，如德国大笑、广东音乐、苏滩、大鼓等等。爸爸在缘缘堂时就喜欢上了梅兰芳的京剧。我们受了影响，也喜欢了。每次买一沓来，总算有几张京剧。如果买到缘缘堂时有过的，如《天女散花》、《太真外传》、《打渔杀家》之类，旧友重逢，欢喜之至。不过德国大笑听听，引起我们哄堂大笑，也不错。大鼓是金万昌的《黛玉葬花》，竟听上了瘾。苏滩是王美玉的，一张《活捉张三郎》，我们至今还会唱;另一张苏滩不记得叫什么名称，内有一段“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真好听。苏滩这个剧种没有保存下来，真可惜了!
恩狗初见留声机，兴奋至极。他说：“我来敲!”以为声音是敲出来的。他最喜欢的却是广东音乐。唱片中间那圈是红的，他就称它为“红歌”。
在风生书店时，我买了几只小鸭来养。怕被猫吃掉，放在一只菜篮子里挂起来。谁知那猫从桌子上跳到篮子里，把几个小鸡的头咬掉了。我醒来一看，伤心极了。爸爸劝我别哭，指点我到后面山地上去埋葬了。说是山地，其实是平地。重庆是个山城，造的房子前面是平平的马路，二层楼的后间走出去是平平的泥地。
风生书店房子很矮，站在楼窗口，额上就是屋檐。那时已是四月中。有人忠告爸爸，说重庆的夏天是很热的，再过一个月，这前楼就会热得火坑似的，就算不怕热，也会发痧生病。于是爸爸又到处托人，终于在五月初找到了一间坟庄屋，如获至宝。
刘家坟
这坟庄屋在正街东头，附近有一些荒冢。我是很胆小的，每次走进走出都是屏住气奔过这一带，到了人多的地方才喘过气来。租给我们的那间屋子，也是阴气沉沉。这是三开间。中厅供着屋主家的祖宗牌位。天哪!我们在遵义罗庄住的也是供牌位的房子。那里还算隔了一道板壁。这里却是赤裸裸供在中厅，是我们必经之路。东西两间，我家住的是西间。东间已有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居住。后来才知道是雕塑家刘开渠和夫人程丽娜。我和他们的男孩女孩都一起玩过。
邻居是好邻居，可房子实在差劲。四壁是泥墙，没有窗。只有一个很小的天窗，爸爸说那天窗只有32开书本大小。泥墙倒很厚，足有两尺。因此室内幽暗阴凉。在这里度夏倒不错，只是太暗了。大人们都是要写字的呀。爸爸便请人加开了一排天窗，好像开了一排日光灯。爸爸真有办法!他到哪儿都是“改革派”。妈妈则永远是“因循派”。一切全靠爸爸安排。
这里终非久居之地。爸爸在重庆开展览会得了五万多元法币，他早就有意觅地自建住房。终于靠立达学园学生柳静的丈夫吴朗西先生的介绍，在正街西头叫“庙湾”的地方，离正街约半公里处找到了一块空地。在我们造好新房子搬过去之前，爸爸才和刘家坟的房东往来，知道了他的姓名，还知道他有一个读中学的儿子。爸爸还听房东的佣工说，房东对儿子家教很严，常把儿子吊在树上用鞭子抽。我听了就想，那儿子一定很不争气。我从未见过房东太太，料想这儿子一定没有妈妈。
我们搬走后，有一天爸爸在报上看到新闻说本地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命案：儿子毒死了老子。据说是老子重感冒去医院看病，医生给他一包药粉，要他次日空腹服下。谁料儿子用自己以前腿上生疮时医生开的药粉暗中调换了。老子服了此药，四肢痉挛，不省人事，在送往医院路上就一命呜呼了。得知那死者的名字后，爸爸惊呼说：
“那就是刘家坟的房东呀!”
三天后，爸爸顶着烈日去访问刘开渠先生家。他回来告诉我们说：
“我快到的时候，看见许多人进进出出，手都掩着鼻子。我走到门口，闻到一股非常难闻的臭气。这种臭气，我都形容不出。就像把大便、臭屁、咸鲞、霉千张、臭豆腐干……加在一起，五味调和。我忽然想起，这是死尸的臭味!原来那家人家的亲戚为了是否要打官司讨论了好几天，就让尸体躺在中间供牌位的房内。听说还烧了好几炉檀香，有什么用!”
我们听得很紧张。都不约而同想起了刘开渠先生家。那一回爸爸终于没有进去看他们。又过了几天，听说亲戚们终于决定不打官司，把那烂得面目全非、身上都是蛆虫的尸体收殓了。
后来爸爸去访问了刘开渠先生，得知他家把通向中间停尸房的那扇门关死了，从后门进出。好在泥墙有两尺厚，倒也没有闻到臭味。但与尸为邻的日子毕竟是难过的。我家幸而搬走了。我们那房间是没有后门的呀!重庆房子那么难找，我们不可能搬迁，只能从停尸间走进走出。啊，我这胆小鬼遇到这种事可怎么办啊芽选
爸爸说：“想想在前线抗敌的战士吧!战场上尸横遍野，到了夏天，就要闻这种臭味。”
这次，爸爸没有像在宜山时那样骂我。他说了这几句话就沉默了。
沙坪小屋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那房子和如今的房子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唯一的优点就是有一个庭院：用竹篱围起来，约二十方丈土地。房屋占其中的六方丈，坐落在西北角。房间的安排没说的，很实用，因为那又是爸爸亲自设计的。两开间，正屋隔成田字形，只是西北那间扁一点。朝向当然是南。进门就是客厅兼食堂，约一方丈半弱。后面的北房只有半方丈多一点，是家人卧室。东边前后间平分，前房是爸爸的书房兼卧室，后间也是家人的卧室。西边的披屋后间是厨房，前间也是卧室，不是后来加造的。
布置合理，但结构就很差了：用竹片做成紧密的篱笆式的墙，涂上泥，刷上一层石灰，就算是墙了。爸爸称这为“抗(战)建(国)式”的房子。外墙的石灰必须是灰色的，那是防空的要求。里边才是白的。由于墙壁太薄，夏天早上东边的太阳晒上来，东墙几乎可以烤烧饼。室内是泥地。有时可以看见老鼠钻来钻去。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厨房外西北角还造了一个很小的厕所。
周老板为了祝贺我们搬家，特地扛了一株五六米高的芭蕉送来，替我们种在花园的东北角里。他听见爸爸常念蒋捷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知道爸爸喜欢芭蕉。
由于重庆多山地，院子里的泥层很薄，下面尽是岩石。只能种些番茄蚕豆之类。芭蕉倒能成长。
我们颠沛流离了近六年，如今居然有了安身之地。尽管房子简陋，却毕竟是自家的。爸爸把这房子命名为“沙坪小屋”。沙坪小屋不仅内部简陋，地点也较荒凉。四周没有邻居，只有坡岩起伏。远远望来，沙坪小屋犹如一座亭子。所以爸爸自称“亭长”。
南边望得见一排叫做“合作新村”的房子，有几个熟人住着。从沙坪小屋去正街，要走里把路。半途中是吴朗西先生家租住的砖瓦房，门口刻着“皋庐”二字。但是过了皋庐再往前走，却必须经过一排坟墓。我总是屏住气加速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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