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敬爱的两位老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李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
爸爸对这两位老师的感情确实非同一般。平时经常对我讲他们的事。关于弘公的回忆，后来他都写成文章。这一回，爸爸也对我讲夏先生的事。他说：
夏先生是对世事多愁的人。他看到周围的亲友发生什么不快的事，都要真心地为他们担忧。这八年来他处在水深火热的上海，不知道添了多少忧愁。唉，听说有一个时期，他们家里一天只吃两顿饭，就是我们叫“扁担饭”的。……过这样的日子，怎能不促使夏先生早逝!这一笔账，也要记在日本侵略者头上!
我听了这番话，暗自思忖我们一家幸亏逃了出来。不然的话，爸爸一定也会遭难。因为他懂日文，名气又响。如今我们能平安地回老家去，真是万幸!
可是为了回家乡，爸爸简直和逃难时一样操心。后来他终于作出决定：“人家都走空中，走水路，我走陆路;人家东归，我先北上，然后走陇海路!”
第三章湖畔小屋时期
比逃难还辛苦
1946年7月上旬，在胜利后将近一年时，我们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托庇我们近四年的山城。逃出来是10个人，走陇海路回去的是8个人：爸妈，我和元草哥、恩狗，以及先姐慕法哥带着他们的长子宋菲君。菲君那时才4岁，吃饭时，爸爸用一部两本头的《辞海》垫在凳子上，让他坐高些。这部《辞海》本来是给恩狗垫着坐的，恩狗已8岁，可以让给他外甥用了。
爸爸在浙一师时的同学周元祥之弟周元瑞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同行，倒也热闹。一路在餐馆吃饭时，周先生总要他们上一个“高汤”。我们后来才知高汤是免费的，味道倒也不错。
我们先坐长途汽车到绵阳。在绵阳等候摆渡，一等等了4天。记得那时我们住在一家旅馆里，被头上有黄迹，妈妈闻闻看，说是屎的臭味。我们习惯了种种苦难生活，都不在乎。
我还记得慕法哥去菜市买一条大鱼来，做鱼丸给大家吃。久不吃水产的大人们都很高兴，只有在缺少水产的川贵长大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享受。
摆渡后经剑阁，大雨倾盆。车顶的行李湿透了，无法使用，只得拿下来卖给当地人。所得之钱，倒也有一张车票的数目。那两百多幅专供展览用的裱好的画也在车顶，幸亏包扎得好，只湿了一部分。
到广元后换车，进陕西省，经汉中到宝鸡。夏宗禹先生有兄弟和母亲住在宝鸡。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在这里也看到了以前只是传闻的窑洞，住在里面冬暖夏凉。
从宝鸡搭上火车，走陇海铁路往东行。原打算一直到徐州，再南下，回到盼望已久的江南。到达郑州时，铁路桥被日寇炸毁，只好坐船过了黄河另上火车，于8月1日到达开封。但前方兰封(今兰考)正在打内战，道中有阻，便在开封耽搁下来。
说起当时的陇海路，不知是不是火车后面拖的车太多的关系，好像有气无力，开得很慢。那时我们搭的不是如今的客车，而是车厢中间开门的。车内没有座椅，反正我们带着行李铺盖，坐自己的“软席”，倒也挺舒服。由于车开得慢，有人时时跳上来卖开水等。我以为那人是从附近村子跳上来的，可是过一会儿，他又上来了。咦!难道他一直跟着我们的车?这时忽然发现我们车厢里有人跳下了车，过一会儿又上来了。我从他的动作看出，原来是下去小便!而那个卖东西的人原来是从邻近的一个个车厢走过来的，走了一遍再走一遍。火车之慢可想而知。
火车每次过山洞时，我们总是一脸烟灰。因为后来我们是坐在车厢连接处的。我只见到别人脸上有，别人却见我脸上有，大家哈哈大笑。我们也曾在火车停驶时下黄河边去用脸盆舀水打算洗脸，岂知三分之二是泥浆。
到了开封，先住了旅馆。先姐一家和周元瑞先生经不起耽搁，和我们分手先行了。盘缠已不多，爸爸急得生了病。我们5个人在旅馆里住了12天。由于开封的报纸登出了丰子恺抵汴(开封别称)的消息，有几个昔年的学生来访，其他仰慕爸爸而前来访问的人也不少，给流落他乡的我们种种帮助，其中书法家谢瑞阶先生尤为诚恳。
爸爸病愈后，总是思念东归。有一所小学的领导来访，表示一定能替我们买到火车票。爸爸当然很高兴。他们请爸爸到学校去吃饭，盛情难却，只得去，因病体初愈，由元草哥和我陪去。在学校吃过饭后，他们请爸爸作画，横一张，竖一张，爸爸显然很疲劳。头顶上飞机声隆隆不绝，虽然不是敌机，总有点惊弓之鸟，心神不定。爸爸这次作画，肯定比“艺术的逃难”那次更加尴尬。
次日早晨，总算把我们一家连行李送上了火车。
这次上火车，不是往东去兰封方向，而是往西回到郑州。因为爸爸打算从郑州坐京汉铁路南下到武汉。那里有开明书店。在逃难途中，开明书店就好比外婆家。到了有开明书店的城市，总能得到种种帮助。从武汉买长江船票东归，也比重庆买船票方便多了。
火车抵郑州时是深夜。郑州城里已“戒严”，任何人都不得走动。我们不可能找旅馆，只得把行李放在人行道上，爸爸和元草哥坐在行李上守着。妈妈带着恩狗和我则到马路对面一家敞开大门的玄关里泥地上躺下来打算睡一会儿。我被妈妈安排在里边，她自己睡在最外面，中间是恩狗。刚躺下来，在黑暗中发现这玄关的里边竟还躺着几个男人。妈妈连忙叫我起来，和我调一个位置睡。这件小事我至今一直记得。妈妈对我真好!
幸而一宿平安无事。天亮后，“戒严”解除，由于盘缠已很拮据，我们马上到火车站要改搭京汉线。那时好像根本没什么排队买火车票的事。我们带着行李直接去月台(即站台)。一个个车厢挤得像罐头食品似的，哪里容得我们5个人带着行李上去。我们失望而归，只得找了一家很差的小旅馆容身。如此一天复一天，眼看盘缠将尽，火车无望。复员竟比逃难还吃力!我想，爸爸的头发，在复员时一定也急白了不少。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们照例带着行李站在月台上寻找希望。忽然有几个青年从车上跳下来问爸爸：
“你就是大画家丰子恺先生吗?”
“你们怎么知道?”
青年指指我们的行李。啊，原来爸爸防行李丢失或弄错，都一一贴上白纸，用毛笔写上“丰子恺”三字。正是这三个字救了我们。
这些人都是国民党青年团的团员，这节车厢是他们包下的。他们连忙吩咐车上的人腾出一块空地，帮我们一个个上车。这回的车厢不是中间开门的那种，竟像堆煤用的火柴盒芯似的车厢。我们好容易攀过高壁，跳进车厢内为我们留着的空地上。
总算到了武汉。这里熟朋友多，爸爸松了一口气。在开明书店的帮助下，爸爸在汉口和武昌各举行了一次画展，这一下就解决了生活问题和东归的盘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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