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娘和宝姐软姐华瞻哥后来总算在重庆买到了船票。他们经过汉口时，上岸来和我们相会。匆匆一面，知道双方都平安，也就放心了。
他们走后，我们也买到了船票。搭上了比火车舒服得多的江轮。
我在武汉生了一场病。据妈妈说，我先是发高烧，爸爸去买来人造冰放在我身旁。后来我身体冰凉冰凉的，妈妈以为我这一次逃不脱鬼门关了。送到一位有名的中医家去看了一次，服了汤药，倒也渐渐好转了。有人说，这种病叫“汉口热”。
在船上，我吃起饭来饭特别香，吃了三碗还不够，自己不好意思再去添，便由妈妈代添来给我。我还大把大把地落头发。妈妈说，这是因为我生了那场病的缘故。
爸爸在武汉开两次画展，我因病都没去帮忙。元草哥一人去了。他回来讲给我们听，说在汉口花楼街汉华书局开画展的那次，有一对夫妇看了《兼母之父》的画，竟在展览室中吵起来。那男的指责女的就像画中的女人一样不管家务，女的生气地嚷道：
“是你自己要管的呀!……”
终于踏上了江南的土地
1946年9月25日，我们在南京上岸换火车到达了上海。爸爸后来在《胜利还乡记》一文中说：
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得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那时鲍慧和先生早已回到上海，住在宝山路宝山里45号。爸爸本来托鲍先生在上海为我们租屋，但鲍先生夫妇留我们住在他家，把主要的前楼让给我们住。
爸爸也写过复员打油诗，我们记得的不多，但毕竟是爸爸写的，再少也得记下来。姑且一并记在这里：
老周吃午酒，半天在床上。
宝鸡夏景禹，面上有刀伤。请我住窑洞，
全席酒一桌，玉堂春一场。西瓜皮翠绿，香蕉颜色黄。
(抵开封后)老周等不及，慕法已应聘，次日也学样。
剩下我一家。病魔就赏光。
(抵武汉后)开明胡经理，请客菜根香。
一吟生大病，几乎见阎王。幸有冉医生，服药就起床。
(武汉往南京轮船上。同船姜小姐)脸孔像宝姐，说话蛮出傥。(抵上海)此脚十年前，踏过这地方。
慧和招待我，殷勤又直爽。
记者每天来，问我像审堂。
不久，我们就回故乡石门镇去凭吊缘缘堂。
那时候回故乡，要坐火车到长安，换小船去石门。抗战前，石门是个很繁华的地方。寺弄更加热闹。爸爸在《胜利还乡记》里写着：
每日上午，你如果想通过最热闹的寺弄，必须与人摩肩接踵，又难免被人踏脱鞋子。因此石门湾有一句专用的俗语，形容拥挤，叫做“同寺弄里一样”。
可如今已面目全非。爸爸一直把寺弄比作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现在两旁的房子竟已变了草棚。我小时候读书的接待寺已不见踪影。房屋十之八九变成焦土。儿时游钓之地的“木场桥”本来是石造的拱桥，如今变了木造的平桥。爸爸说：“只除运河的湾没有变直，其他一切都改样了。”
一路上竟没有一个相识的人。阔别9年，孩子们都长大了，有的老人死了。在战火中流离或丧生的青壮年人也不少。总算碰到一个老先生叫张兰墀的。爸爸说，他的儿子叫张逸心，以前请爸爸教过日文。
走过木场桥，但见一片废墟。
这就是我们当年歌哭生聚的缘缘堂吗芽选爸爸忽然说：“喏!我看到石头了。你们看，这块突出的石头，站在上面望下去是运河的水，很危险。我小时候是不敢站的，只有隔壁的王囡囡敢站上去，还做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姿势。有一次我叫别人拉住手站了一会，被你们娘娘(即祖母)责备。”
爸爸以前常给我们讲这件事。据说染坊司务用长竹竿把蓝印花布挑到架上去晒时，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的。全靠这块石头，给我们指示了老屋以及它后面的缘缘堂所在地。
缘缘堂只剩了一排墙脚石。在相当于爸爸书房的地方长了一棵两人多高的野生树木。我们在桂林时收到姑婆来信说缘缘堂的烟囱还在，象征“烟火不断”，可如今烟囱也已不知去向。华瞻哥即将去北京就职，他要带一点缘缘堂的纪念品去，便到处找，后来用利器在草地里挖了尺把深，才挖到一块焦木头，依地点推测，大概是客厅门槛或堂窗的遗骸。他把这块焦木头藏在火柴盒里了。
这天晚上我们住在丰嘉麟大伯的第三个儿子坤益哥家，爸爸喝了很多酒。第二天，我们到杭州去了。爸爸决定在杭州定居。此行就是为了“另觅新巢”。
湖畔小屋
杭州本来就是爸爸的第二故乡。我们先到素食处功德林的旅馆部下榻。后来搬到招贤寺住了一段时期。
招贤寺位在里西湖边的静江路(今北山路)上。那里的路面打了一个小弯。拐弯处有一片废墟，围着一圈墙。人们都称这地方叫“大礼堂”。招贤寺就在大礼堂的东隔壁。
爸爸买了一架“蔡司”牌相机给我，这牌子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我后来就用这相机替爸爸拍了很多照片。我拍照技术差，不过总算给爸爸留下了一些纪念。第一卷内拍的就是招贤寺内的人像。有一天我和爸爸都在走廊内。
“爸爸，你别动，我给你拍一张照!”
爸爸一听说要拍照，不知为什么马上举起双手，作了一个“仰天长啸”的姿势。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这张照表示他正在为什么高兴的事而狂欢呢。
我读书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那时也已从重庆迁到杭州。地点在风景优美的白堤上，孤山的脚下。我上学只要先往西步行，走过西泠桥，再往东走就到了。
这年秋天，我陪爸爸到上海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举办了一次画展，卖得约五百万法币，以供在杭州租屋用。
11月上旬，我们受“练市姆爸”之子周志亮(我叫他中明哥哥)的邀请，去参加他的婚礼。爸爸当他的证婚人。这一顿喜酒，我着实地饿了肚子，因为在四川吃惯了素菜和瘦猪肉，海鲜一概不吃，而席上偏偏大鱼大肉，我只得偷偷地逃出去到摊头上买油沸豆腐干吃。
次年(1947)3月，爸爸在招贤寺拐弯处，过了“大礼堂”的那地方，即静江路85号，租到了一所平房。虽然房间里是泥地，但这房子地势高，从马路要走上五六步石级才进门，所以并不潮湿。一共有五间房：三间正屋，天井左右各有一间厢房。东侧还有厨房等附属建筑。爸妈各占东西正屋，西厢房是满娘和软姐住，东厢房则是客房。搬家那天，石门东浜头南圣浜雪恩娘(即雪姑母)的儿子蒋镇东和乡亲阿六来帮忙。
岳英哥一家也已迁回江南，前来助兴。画展所得500万法币，尽数用在这屋子的租赁费、简单装修和购买简朴家具上，竟还不够。
这租屋位在风景地区，开门就见到对岸孤山和山下的放鹤亭。爸爸脱口而出：
“门对孤山放鹤亭!”
咦!这可以成为一副对联的下联呀!那么上联呢?爸爸想了几句，都不满意，后来靠好友章雪村先生帮忙想出了上联“居临葛岭招贤寺”，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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