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前期的大量创作，没有能够鲜明地体现出满族文学的外在特征，责任完全不在作家个人。应该指出的是，未能全面显示满族文学外在特征的老舍作品，由于已然具备了充分的和内在的满族文学特质，今天的人们如能用科学的目光去看问题，也还是得承认，它们仍然是属于满族文学范畴的。老舍，这位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在极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社会逆境里，能为民族文学事业做出如此重大的成就，已经是极为不易的了。
老舍身为一个满族人，一位满族作家，他的民族心理的整体开放，是在年过半百之后的事。进入共和国时代的老舍，注意到执政党奉行的民族政策带来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前期，政府认定了满族作为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满族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出现在国家级的议事场所(老舍本人就获得了这种荣誉)。随后他又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在中国作家协会里面成了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副主席……他找到了少数民族地位上升的实感。他知道旧时代弥漫于世间的民族偏见，正在得到纠正。他有机会去新疆和内蒙古等地，亲自考察满族和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实况。让他最激动的，就是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批满族同胞，在社会公正和自食其力的前提下，找到了走向幸福的人生之路。老舍不再有任何理由，需要掩饰个人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心理。他成了社会上最令人们熟知的满族代表人物。身为作家，他知道自己应当怎样把久久激荡于怀的民族情感兑现和抒发出来。
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推进民族文学发展的座谈会，老舍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他跟不同民族的作家齐集一堂，异常兴奋。各族作家见到他这位德高望重、本人又是少数民族出身的文学前辈，高兴极了，说，中国作家协会应设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就选老舍先生来当委员长好了!老舍给大家作了个揖，连说：不行，不行，我可不如你们，我把我们老祖宗的话全忘了，你们听我这一口北京腔儿，能当委员长吗?但我一定争取当个委员，把咱们全国各民族作家团结在一块儿!
1960年，老舍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题为《兄弟民族的诗风歌雨》发言，提出：“以汉族文学史去代表中国文学史显然有失妥当，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兄弟民族又各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今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无疑地要把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包括进去。”这一年，他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报告中，在全面介绍各民族文学创作队伍的时候，有这样一句短语：“满族：作家有胡可、关沫南与老舍等。”在共和国创建前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全面振兴的历史阶段，老舍已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摆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大格局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和社会影响，为民族文学的成长壮大，奔走呼号，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老舍青年时代走上文坛时，就有写出典范的满族文学作品的愿望。他曾计划写一部反映清末社会生活的家传体长篇小说，却一直无法将它写出来，重要的原因，就是必须涉及满族社会内容，在当时很难被世间接受。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前期，他终于感到可以放手写这部在心中酝酿了大半生的大作品了。1961年年底，他开始了这次异常重要的创作活动——撰写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作家出身于清代末年正红旗满洲，“正红旗下”的意思，就是“在八旗之一正红旗辖制之下的旗人们”。由题目开始，作家就要让小说明确显示出满族文学的独特风采。
《正红旗下》，是一幅浓墨重彩地描绘19世纪末北京满族社会生活的艺术画卷。作者于世相百态的精雕细刻间，写出了时代变迁关头满族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风云走势。作品由京城贫苦旗兵家的“老儿子”降生起笔，通过满族各类人物饶有特点的活动，深入叙写了旗人们的经济处境和文化位置，表现了生活在“八旗制度”下的人们迥异的心理状态：一些人寄生于这一制度之内，成天浑浑噩噩，对维新变法充满恐惧，已成了民族发展可怕的障碍;而另一类人，则看清了“八旗制度”的腐败，意欲挣脱这种制度的束缚，走向自食其利的道路，代表了导引民族走出困境的光明前景。小说还涉及了大的社会斗争内容，以一个青年义和团民的出现，烘托出当时遍及城乡的义和团大事件。外辱临头，也引起了旗人群体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正红旗下》好似一部历史教科书，“由心儿里”剖视了作为清皇朝基础的八旗社会，展现了清政权落花流水般地不可收拾，使读者看到，当时满民族的社会分化及精神危机，已发展到了难以调整、必须做大幅度变革的程度，旗族要冲出社会牢笼，民族要赢得新生，更属于历史的必然。
老舍在写《正红旗下》之初想象不到的是，这部将展示他最高文学功力的满族文学作品，刚写出开篇部分的11章8万字，中国文坛上空风云突变。先是出现将长篇小说创作大都指责为“利用小说反党”，之后又掀起所谓文艺必须“大写十三年”(只准写共和国期间的“新人新事”)的浪头。老舍无奈，只好把《正红旗下》这部浸透大半生心血构思的小说创作活动中断下来。此后，文学界的极“左”势头更为严重，老舍本人也在“文革”开始时辞别人世，于是，《正红旗下》——这部作家完全可以调动毕生艺术积累来创作的足以传世的大作品，便再也无缘以完整面目与读者见面了。典范的满族文学作品《正红旗下》的开篇部分，成了老舍的艺术“绝唱”。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老舍何以走上艺术道路。
清代后期，京城满族已经将自己由早年间单纯尚武的民族，逐步改造成了一个相当艺术化的社会群体。究其原因，我想大概有三点：1，自从清初确立“八旗制度”以来，一代代的旗人子弟，被束缚在当兵吃饷的道路上，尤其是下层旗人，从婴儿出世，八旗衙门就记去了姓名，统治者用少得可怜的“铁杆庄稼”(即所谓“旱涝保收”的钱粮)买走了他们的终生自由，当兵成了旗人们活在世上的惟一前程，日子不管过得多么惨，也不许从事任何经济活动，不许擅离驻地，人要像鸟儿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一辈子。这显然是人生的大悲剧。鉴于八旗制度对族内成员们人身自由的严重束缚，人们精神上的苦闷亟须排解，将日常的精力和注意力，转而投注到艺术性的自娱自乐活动中间来，确实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解脱方法;而这种方法，又是不会触犯八旗制度的;人们虽然没了人身自由，却有着除了作为军人执行公务而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将它消耗在艺术消遣上面，当局还是可以体察和容忍的。2，满族人身为旗下人，家家都有一份俗称“铁杆庄稼”的钱粮，它也从一定程度保证了旗人们用较多的精力来投入艺术，却不至于马上就引发生存危机加剧。上层旗人有时甚至可以一掷千金地去玩儿艺术，因为他们既有实力却又没有别的用项，经商办实业等等对他们来说都是被明令禁止的。而下层旗人呢，生计再困顿，也不会因为你不去用自娱自乐的艺术方式打发光阴，就多出一线生机，那就苦中寻欢悲里找乐吧，索性以狂歌当“餐”，艺术最不济也许还会变出这么一点实用价值。3，满族先民的文化遗产中间，本来就包括着对艺术的热衷与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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