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东迁，周王室衰败，作为周文化的构架和象征的《周易》和《洪范》的五行渐渐失去其宗教巫术的色彩，筮兆、龟兆渐渐不再作为占卜的征兆预示天、神的意旨，而是假借了爻卦、五行的形式，对各种社会现象、自然现象，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识，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并作出自己的解释。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大夫游吉直接引用《复卦》上六爻辞批评楚王：“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这里已没有筮占的巫术过程，而是将筮辞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变成一种具有较为普遍意义的政治原则。《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直接引用《大壮》的卦象来解释春秋以来君臣移位的社会现象：”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大道也“。《大壮》的卦象成了阐述对社会变化普遍规律一种认识的依据，是一种理性态度对迷信筮占术的改造。在这里《周易》的卦象，筮辞已失去原来预示吉凶征兆的迷信意义，而是一种哲学理性的认识。由于适应了当时因西周传统影响而形成的”述而不作“，”托古维新“的社会心态，这种神道设教的方式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和说明力，以借用传统的宗教力量推行教化，维持现象的社会秩序，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但是，神道设教的方式本身却说明了《周易》的筮占和《洪范》的五行已失去了原来的神圣性，不再使人有一种信赖感，而对它采用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子服惠伯提出，”且夫《易》不可占验“，对《易》占筮兆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又如《左传。僖公四年》记载：“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郑玄在《礼记。曲礼注》中对此评论曰：”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是渎龟策也。“《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结果”不吉“。楚灵王见龟卜的结果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便咒天骂卜，”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从怀疑到亵渎、诅咒，可见卜筮的权威性已丧失殆尽。
春秋战国之际是乱世，群雄并立，一尊观念淡漠。乱世逼迫统治者、士大夫们现实地看待社会，分析问题，使人们远离神教信仰。另一方面，朝不保夕，祸福旦暮的动荡乱世使人们在信仰上缺乏专一性。不仅占卜的方式缺乏一种虔诚的态度，而且祈求的对象也杂乱不一。天、帝、各种类型的神灵、先祖等等都可成为祈求膜拜的对象，没有真正的一神教。这种对神灵信仰的不确定性反映了当时社会理性意识的觉醒，人们的思想开始从盲从、迷信向独立、怀疑的方向发展。
到了以老子、孔子、墨子为代表的诸子私学思潮兴起的时候，理性的态度已是认识倾向的主导。诸子私学在认识活动中开始重经验、重理性，神道设教已不是主流。他们排除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或对人事的干涉，对一些一时不能解释清楚的现象往往采取疑者付阙的态度。他们更注重原则上是可观察到的现象和物体，将那些不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不能和其他物体发生相互作用，也不能传递任何信息的各种臆想客体排除在人的认识、分析、研究的领域之外。他们不再在筮兆，卜兆中寻找自己理论和思想的依据，而是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从龟卜—→筮占—→神道设教—→经验主义、理性分析，这样一个思维发展过程正表征了理性和迷信冲突的过程。
老子不谈卜、筮。他用“道”、“阴阳”、“无”等一系列范畴排除了六合之外的神格的存在，认为自然、社会都按照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规律发展，否定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和支配。在老子以，“无”为本的道论中，已没有神鬼存在的土壤。既然宇宙的本原是一种无差别的，绝对均匀的存在状态，那么大千世界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只能在物质世界的本身寻找动力原因。“反者道之动”的论断揭示了事物变化的基本动力正在于物质内部的对立面，而不在于神灵的主宰作用。
孔子学、用《周易》和《洪范》，已剔除其筮卜的迷信成份，而是从哲学思维的角度，用分析说理的方法看待在爻卦变化的形式中所能表现的存在、变化的一般规律。《论语》中没有五行踪影，对《周易》，传说“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 《论语》也记载了孔子曾学《易》及孔子对《易》的评价和态度。孔子对《周易》是用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并对《周易》原来的筮占因素进行了哲学改造。孔子认识到《易》的价值，认为这种爻卦变化有序的形式结构能够被用来表达对事物一般规律的认识，能够成为一种理论学说体系的构架。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 这里孔子所说的无大过，似包含了对一般规律的认识，即所谓知天命和自己学说成熟这两层含义。孔子学《易》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不占而已矣“，即应摈弃《周易》原有的筮占方式而着重于假借爻卦的形式结构，从义理上引伸发挥，以此构成一套形式和内容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孔子对《周易》的态度和改造对后儒有明显的影响。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易传》虽不一定出自孔子之手，但《易传》利用、改造《周易》的爻卦形式框架，以阴阳八卦为中介，联系了天道和人道，用天象征人事，用自然现象的普遍性来论证儒家对社会人事一般规律的认识的正确性，这些方面都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易传》和孔子都注重由君臣、父子、夫妇为基干构成的社会秩序，只不过《易传》进一步用”一阴一阳之谓道“，将这种社会秩序概括为天经地义的普遍规律。
墨子不谈筮占龟卜，对五行相胜的形式框架完全否定，“五行毋常胜，说在宜”。 墨子在其丰富的实践经验中认识到五行相克的终始循环论不是一种对因果联系的反映和总结。墨子举例说：“火炼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火、金、木之间在冶炼时的相互关系，完全是由具体条件决定的。实质上，墨子是将五行相克的固定形式看成是一种迷信。
理性态度在墨子思想中主要表现在两点。其一是对经验知识的重视。墨子相信人的感觉在反映客观事物的可靠性，相信人的经验知识的真实性，相信人的实践能力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用经验反对占卜迷信。否定天命的存在是墨子思想的必然结论。其二是取实予名，察类明故的理性分析方法。墨子认为概念的适当与否应与事实相吻合与否为判断依据，按照物质材料、几何形状或属性功能等一定方式对事物进行分类简化是进一步认识事物本质联系的基础，肯定因果联系的客观存在，相信能通过经验知识和理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揭示并表达出来。墨子以众人耳目之实为基准的经验论代替了筮占的迷信行为，以察类明故的理性方法代替了天神主宰意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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