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尚同，其一是表现在社会理想上的以兼易别，要求每个人不管其出身地位如何，都应以兼爱的准则来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试图将社会各阶层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而造成的利益不同的客观状况消除在同一的兼爱秩序之中。其二是表现在政治统治上的以齐易畸。不同经济，政治利益的各阶级、各阶层在国家政权的建设中，在政策法令的制定中，必然会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用一刀切齐的法令的尺度反而会加剧各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社会秩序也往往会因之崩裂。荀子曾中肯地批评“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有齐而畸，则政令不使” 。“和生百物，同则不继”这个断语对儒墨兴衰的历史，从社会结构内在互济、调和的机制的角度，作了颇为中肯的分析。
传统文化以人际关系为中心内容的特点，客观上摈弃了将自然作为认识活动独立存在的研究对象。因而，在认识活动中，必须解决大量周而复始，变幻无常的自然现象对人们的心理，对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影响等问题。对自然现象的说明又必须基于对人际关系解释的需要。用自然现象来类比、论喻社会变迁和人事更迭就成为一种基本的思维路线，“技进于道”。“格物致知”是传统文化对自然现象认识的基本目的。思维内容的这一特征要求相应的思维形式来表现，使之能构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致停留在格言式的直观水平上，从而具有较大的渗透力和说服力，能渗透到社会的各种意识中去，与道德标准、民风习俗、价值观念等一起构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思想传统，使封建等级名分的观念和现实能被社会各阶层在心理上所接受。
道气阴阳五气说就是一种相当合适的思维形式和理论表现形式。它是一种理论解释的强制性框架。作为一种先验的解释系统，没有任何质的规定性，缺乏具体的确定内容，不能使认识对象在理性思维过程中具体化而渐趋清晰。道气阴阳五行说为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精神现象的直观类比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成为天人感应的解释媒介。这种思维形式笼统模糊，貌似全面，既是而非，可作多方领悟，容易满足社会对天人感应，天、地、人合一认识的心理需要。道气阴阳五行的思维形式绵延千余年，被历代各式各样的思想家、迷信家所广泛接受和任意使用，表现出玄秘和迷信的两个特征。两汉的谶讳学和民间的迷信陋习正是假借了道气阴阳五行的形式。道气阴阳五气说适合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需要，所以，其解释功能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墨子在认识、思维活动中更注重实践，注重具体物体和现象的分析，注重理论表述的确定性。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不能满足传统文化关于天、地、人有机联系的观念内容的需要。不能自圆其说地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精神现象相互感应，相互比附，相互类合的社会看法，从而满足社会的心理需求。在传统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思维形式的发展，更多地是以玄、禅的方式来表现。墨子重视实证分析和逻辑构造的思维方式被社会遗忘也在当然之理中。
(三)墨子思想对中国理想人格的影响
墨子思想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自秦之后是不复存在了。墨子本人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其道德人格力量，他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其弟子后学——墨者的精神作风，对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完善确有影响和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认识是个人道德修养，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对国家、社会义务三者的统一，所谓“修身、齐家、冶国、平天下”融为一体。首先是要求个人对社会应承担的义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思想深层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理想人格应具有的道德责任感。以身赴义，杀身成仁，持节不屈，鞠躬尽卒，死而后己，刚正不阿被奉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历代所传颂的一些志士仁人，正是他们在大节大义上的高风亮节，为人所敬仰。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信条正是表现了理想人格对个人信念的一种崇高感。其次，在社会伦理道德上，要求能涉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提倡忠恕爱人。虽然这种忠恕之道有其阶级内容，但能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恻隐仁慈之心，仍是一种理想的伦理道德风范，是理想人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个人来说，他的品德，他的修养对理想人格的完善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修身。人品的高低对一个人学术水平，政绩好坏的评价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正其身，具体地说，要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友各自的行为、言语都应符合各自的身份地位，达到完美。个人的道德人品的榜样力量是巨大的，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正心，诚意，寡欲，知廉耻，明是非，懂辞让，是传统文化对个人人品修养规范的基本内容。取义，成仁，正身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认识的基本结构。
墨子一生“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是以身赴义，以天下为已任的典型。他对自己所信奉的主义和社会理想坚韧不拔的执着追求，所表现出来的“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牺牲精神，正是传统文化理想人格所追求的成大义的境界。墨子的精神作风为取大义注入了一股积极精神，取义不只是一种豪言壮语，而是一种言行一致，付之于实践的献身行为。这种献身行为不只表现在生死荣辱存亡关键时刻的以身殉义，而且表现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实践活动中孜孜不倦的追求，奋斗。庄子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可得也，虽枯搞不舍也!” 这种精神和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追求是一脉相通的，也是历代君子之儒所称颂和发扬的东西。
其二，墨子力倡“兼相爱，交相利”，有财相分，有利相交，有力助人，使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人皆温饱的友爱互助的社会道德伦理观，虽然具有绝对平均主义的原始平等思想，但其基调仍有推己及人，忠恕爱人的倾向。这点和传统文化所倡导的敬老，爱幼，助人为乐的社会道德是相合拍的。
其三，墨子对个人品格修养的要求，磨炼和儒学有相通之处，它强调言行一致，而行为本。“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 这里墨子所说的勇、哀、行不仅指的是个人的内在精神、品格和修养，而且更多地是指个人的行为实践。墨子强调的修身要求表里如一，不仅是一种道德的自我内省体验，而更是一种实践的磨炼。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 。只有在实践磨炼基础上，形成的道德人品，才能算是达到了本固。本固才能志强智达，言信行果，笃道博物，辨察是非。这和儒学所说的，只有先正心、诚意、寡欲，才能知廉耻，明是非;只有完成了修身，才有可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理论十分相近。如果身不正，本不固，则必定“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 ……墨子修身，强调吃苦耐劳的磨炼，艰苦卓绝的身体力行更多于自我的道德践履，内省体验。墨家把“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誉为禹之道，奉为墨者的基本准则。这种在积极的实践中培养人的优良品格，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磨炼方法，为传统文化个人道德修养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和方法。后来的颜李学派正是看到了儒学诸如”见贤思齐“，”吾日三省吾身“，”言忠信，行笃敬“，”反求诸己“，”反身而诚“的内省体验修养方法的局限，而大力倡导身体力行的修养方法，为传统文化在其后期关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完善注入了一股新意。正是平时长期的实践磨炼，达到信念的坚定不移，意志的坚韧不拔，精神境界的高尚。这样，才能在面临生死荣辱的抉择时大节不乱，大义凛然。这点，墨子和儒学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两者的方法不太一样，墨子更注重吃苦耐劳禁欲的磨炼，所以人称墨学”俭而难遵“，”其道大觳“，”其行难为“，”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和儒学所倡导的内省体验，道德践履相比，确实更难遵守。但是，墨子这种刻苦磨炼的自我修养方法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儒学。历代志士仁人从”凡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的磨练修养的训条中吸取取义成仁的力量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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