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后序》。
莱，重易装标，因为识之。”②二是跋《后魏郑羲碑》③云：“盖道照(昭)尝为光州刺史，即今莱州也。 故刻其父碑于兹山。余守是州，尝与僚属登山，徘徊碑下久之。”又跋《后魏郑羲上碑》云：“初余为莱州，得羲碑于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 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因遣人访求，在胶水县(今属山东平度)界中，遂模得之。”①三是《金石录》卷十三云：“右齐钟铭，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 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钟十枚，有款识，尤奇。最多者几五百字。
今世所见钟鼎铭文之多，未有逾此者……今余所藏，乃就钟上摹拓者，最得 其真也。”赵明诚在莱州太守任上结撰的《金石录》共“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②，所以，更大的工作量是在于广泛地搜集整理，为此他“忘寝 废食而求”，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玩好，而是为了有补于后学。要不是赵明诚亲任察访、亲自著录，在正史中并没有郑道昭擅书法的记载，其如此高 超的书艺就有被埋没的可能。呜呼!《金石录》的更大价值在哪里，其中今存实物尚有多少……弄清这一系列的问题将会成为后人的更加珍贵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
(三)
任满改官淄州城宋代官制，州守任期三年，秩满即调任。据此，赵明诚当于宣和六年前 后改任新职，也就是说《后序》所云：“连守两郡”，是指赵明诚守莱后即守淄。又据宣和七年(1125 年)十二月二日诏：“朝散郎权发遣淄州赵明诚 职事修誉，可特除直秘阁”①。看来此当系赵明诚守淄的第二个年头上的事情。
淄州辖境时大时小，唐代时大到除了几乎包括今山东全境外，尚有今河南、 安徽的部分地区。赵明诚所守之淄州，当指古邑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一带)，此地离李格非早年作教授的郓城不远，他曾写诗云：“击鼓吹竽七百年，临 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②在遍地是文物的淄州② 《金石录》卷二八。
③ 《金石录》卷二一。
① 陈按：赵明诚所得此上下魏碑极为书法家、金石家所椎重，近已蜚声海内外，尤为日本书法界人士所酷爱。此碑洵为研究我国字体演变(碑中有数字，竟与今之简化字不谋而合)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年属耋耋的刘梅粟大师尝亲往观赏，为之赞叹不已。鉴于这一文物在赵、李研究中的特殊价值，笔者曾亲赴上下碑所在地考察。上碑在今山东平度境内的天柱山顶，磨崖刻石，北依雄峰，南面平川，峰姿突兀伟岸，视线极为开阔。碑刻书法兼具隶、楷二意，结字宽博，笔力雄劲，镌入山巅，堪称物、景双绝。下碑在今山东莱州境内的文峰山麓(此山又名云峰山，又因形犹笔架，称笔架山。天晴时，由此山可以看到郑羲上 碑所在地直南二十里的天柱山。)高 3.4 米、宽4.65 米。碑文记郑道昭(字僖伯，北魏开封人)之父郑羲 生平事略，下碑亦依山随形磨崖刻石。关于此二碑的发现和著录赵明诚可谓功高德劭，其跋中有“徘徊碑下久之”之语，可见其对此碑的爱重，亦可见其眼力之不凡。明诚著录此碑，其时在公元 1123 年。此后七百余年至清中叶的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即包安吴激赏此碑，人们竟以为这是首次发现。此事极为生动地说明赵明诚对于金石之学的贡献多么不同凡响，而赵、李在这方面的合作其意义又是多么深远。
② 《后序》。
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一二。
② 李格非《过临淄》，《宋诗纪事》卷二七。
古城任职，对于金石学家赵明诚来说，可谓得天独厚，也是进行《金石录》 撰著的大好时机，此时与清照的关系亦大有好转。
晋陶渊明在《移居》诗中，曾把他在浔阳“南村”的好邻居称为“素心 人”。赵明诚出任淄州太守，州人不重其“为兹州守”，而重其“有素心之馨”，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云：唐白居易书《楞严经》一百幅，三百九十七行，唐笺楷书， 系第九卷后半卷。赵明诚跋云：“淄川邢氏之村，丘地平弥，水林晶淯，墙麓硗确布错，疑有隐君子居焉。问之，兹一村皆邢姓，而邢君有嘉，故潭长，好礼，遂造其庐，院中繁花正发。主人出接，不厌余为兹州守，而重余有素心之馨也。 夏首后相经过，遂出乐天所书《楞严经》相示。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时 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便下笔为之记。赵明诚。”前后有绍兴玺，末幅止角上半印，存“御府”二字。后有“宝庆改元花朝后三日重装于宝易楼，逊志题。”此册想见赵德夫夫妇相赏之乐。自序云：“靖康丙午，侯守淄川。”当跋于此时，固俞理初未见者。
直到今天，对于白居易书《楞严经》的真伪，尚存有两种不同看法，一 则是：“缪氏曾否亲见乐天真迹，抑自他书转引，所记未详。近人或云：白居易书《楞严经》，并非真迹，缪氏未考。”①另一则是：“白乐天书《楞严 经》真迹匣虽为淄川邢氏所有，后荩(赆)赠明诚，故明诚得驰归与清照共赏，‘狂喜不支’，此真迹后竟入御府，后盖又散出，据缪氏所记，定为真 物，自非赝品。缪氏去今不远，应可踪迹。盼研究书画者注意及之。”②鉴于笔者对乐天墨宝无缘观赏，更无研究，因而对上述王、黄两种不同看法难置 可否，但对于明诚以为邢氏赆赠为乐天真迹的“狂喜”，则完全可以理解。
另外，明诚所写这一跋语很有可读性，文笔生动传神。
或许因为淄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文物繁夥;或许因为赵明诚“忘 寝废食”广为搜罗，其守淄州，从宣和五、六年算起，到靖康二年三月南去奔母丧，总共只有三年的时间，其收获却相当可观，以下三件文物弥足珍贵： 一是，《汉成阳灵台碑》跋下注：“余为淄川，同官李荛，雷泽人，云冢正在城西南，盖《述征记》误也。”③二是，《唐淄州开元寺碑》跋：“右唐淄州开元寺碑，李邕撰并书，碑 初建于本寺，后人移置郡廨屋下，余为是州，迁于便坐，用木为栏循，以护 之云。”④三是，得平陆戈铭及盂姜盥 铭，入古器物铭。①靖康元年(1126 年)，在许景衡任中书舍人时，曾记有《赵明诚转一官 制》云：“敕，逋卒狂悖，惊扰东州。尔为守臣，提兵帅属，斩获为多。今录尔功，进官一等”②。“逋卒”不是逃亡的差役，就是逃亡的士兵。北宋末 年是一个官逼民反的社会，赵明诚“提兵帅属”，对“逋卒”大加“斩获”，朝廷为之“录功”，今天恐不能侍同样的态度。在不能具体弄清差役或士兵 为何逃亡、对谁“狂悻”的情况下，对赵明诚的这一举动似应打上一个硕大① 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第 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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