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事实。据赵景深回忆，他接手编辑《青年界》以后，曾经向老舍约稿。他在信上“写了一个大大的赵字，用圈圈起来，说是赵某被围，要老舍快发救兵。”当时老舍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回复了他一封有趣的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呔，马来!”(注：赵景深：《我所认识的老舍》，《艺术世界》1980年第1期。)这一次老舍交给他一篇两千来个字的短篇，就是《马裤先生》，刊于《青年界》三卷三期上(一九三三年五月)。这算是一个插话，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老舍的幽默感，也可以知道他赶写短篇的一些情形。
《赶集》收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发表的十五个短篇。首篇《五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最后一篇《也是三角》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未收入集中而写得最早的是《小铃儿》(一九二三年一月，刊于《南开季刊》第二、三合期)，此外，还有《抓药》(一九三四年五月)、《生灭》(一九三四年八月)、《沈二哥加了薪水》(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等，也未收入集中。
老舍自己认为，他正式创作短篇小说是自《五九》始，发表于一九二三年的《小铃儿》只能算是一篇习作。《五九》同《小铃儿》一样，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题，但是作品的侧重点并不在正面描述人们反帝意识的增长，倒是写了一个惧怕外国人、为外国人作仆人的中国人，具有怎样的洋奴心理，从反面提出了问题：中国人如果不摆脱掉在外国人面前的奴颜卑膝的精神状态，则墙上无论贴多少“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无论如何纪念国耻，仍无济于事。这个短篇，近于一篇速写，但写得精炼、完整，内容也含蓄、深沉。
在老舍早期短篇小说里，有不少作品以夸张的笔触，讽刺了市民阶层中的消极现象。这些作品，寓庄于谐，描摹了丑恶的、可笑的世态人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写了一些“笑话”。比如《同盟》、《开市大吉》、《抱孙》、《眼镜》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开市大吉》写医界一伙江湖骗子异想天开合伙办了一个医院。他们费尽心机，以各种名目招徕病人就医，又用各种名目敲诈病人，甚至以“香片加了点盐”当做针剂，顶替六○六给患花柳病的军官注射。割痔疮时单等病人疼得狂叫才临时商定注射麻醉剂，以便无限抬高药价。他们承办考学或保寿险的检查身体的业务，只要交五元检查费，“哪怕已经作下寿衣，预备下棺材”，“也把体检表填写得好好的”。他们准备自己为自己挂匾：仁心仁术。作品用一系列笑料，把几个恣意行骗的“医生”的丑态暴露无遗。《马裤先生》写一个市侩主义者，在火车上只顾抖“派儿”，弄得周围的乘客不得安宁，茶房也被指使得团团转。作品的笔触夸张，写马裤先生喊茶房时，声音高到“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以为车上失了火，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这两个作品中的人物，个性特征极为鲜明，但是包含的社会意义并不深刻。《抱孙》写得好，它也是一个“笑话”，但是它里面包含了严肃的社会问题，不是可以一笑了之的。愚昧、迷信而又颇为自信的王老太太急于“抱孙”，在儿媳生产的过程中，闹了一系列笑话。婴儿生下以后，王老太太为给婴儿行“洗三”的古礼，强行从医院抱孙子回家，路上王老太太喷嚏不断，“都是照准了孙子的脸射去的”，“至少有二百多个喷嚏”。这样孙子到家也就得了肺炎，死去了。王少奶奶出院后也由于护理不当，伤口崩裂，加之庸医误人，不久也一命归天。作品的题旨在于说明如王老太太一类人的迷信和愚昧是可以杀人的;中国虽屡经变革，然而陈腐的陋习依然顽固地盘踞在生活的角角落落，落后和停滞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笑料的后面正隐藏着生活的悲剧。
把生活中的丑恶、卑琐、灰色、停滞、落后……加以廓大、集中、漫画化，是这些作品在艺术格调上的基本特色。它充满笑料，却又不显得轻佻、油滑，因为这些作品里透露着作家严肃的思考。当然其中也有些作品夸张失度，笑料杂陈而缺少深度，致使作品不耐咀嚼。
《大悲寺外》同上述作品不同，笔触是严谨的，内容蒙上一层伤悼的色彩，没有笑料。《大悲寺外》是一个悲剧故事。作家倾注全力以悲悯的感情刻划了“我”所尊敬的老师黄学监的形象。黄学监为人厚重，待人和善，视同学如自己儿女。但是他后来却遭到手工教师的暗算，被人砸伤。他重伤之下，仍执意要见学生一面。他对学生表示，他已经宽恕那个砸伤他的学生：“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三天之后他死在医院里。他的死以及他最后诀别的“决不计较”的话语，对于丁庚——他受手工教师的指使伤害了黄学监——却变成了一生永难摆脱的威压。黄学监死后，他曾一度得意，但不久就陷于精神自我折磨之中。他每与人争锋，听见对方说“我不计较”时，就仿佛看见黄学监“头上围着那条用血浸透的红布”，精神上就处于恐惧和颤栗中。在丁庚看来，黄学监“用杀人不见血的咒诅”在他“魂灵上作祟”，“凡是我要成功的时候，‘他’老借着个笑脸来报仇”。二十年中，丁庚在自我折磨中一事无成，最后从家庭出走，住在大悲寺内，成了个“有妻室而没家，不当和尚而住在庙里”的流浪汉。他住在大悲寺，黄学监的墓地就在大悲寺外，“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这个作品暴露了当时教育界邪恶势力的猖獗;对忠厚、善良、富于博爱精神的黄学监寄于了深厚的同情;对于恶人丁庚的犯罪心理描写是逼真的，对他的谴责也颇为有力。但是这个作品也有缺点。作品过分渲染了黄学监的宽容对犯罪者丁庚精神上的威压，这种威压追随他、折磨他，使他无所逃遁。这样的艺术处理表现了作者的意图是要强调这种博爱、宽容对恶人的惩诫作用。这自然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个作品流露着一种博爱主义的情调。
标志着作家对现实生活认识有了重大变化的作品是《黑白李》。这个作品写了黑李、白李兄弟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以及不同的生活道路。黑李的思想性格善良、软弱，他同《大悲寺外》中的黄学监虽然职业不同、遭遇不同，思想性格的主要方面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即都带有浓重的博爱主义的色彩。他同白李同时爱恋着一个姑娘。当他发现这一点时就谦和地退让了，为的是不伤害弟弟的感情。姑娘怪罪他，他又以负罪的虔诚求姑娘谅解。白李闹着要同他分家，他是宁愿把家产全部给了白李，也绝不答应分开，为的是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当他模糊地知道白李似乎有个可怕的、危险的计划在付诸实施却又不知道详情细节时，恐惧、担忧到了极点，在忧惧中，他开始跑教堂，为弟弟祈祷平安;他读《四福音书》，从中领悟到应当“为别人牺牲”的哲理。当他终于从王五嘴里确知白李的危险计划是要组织洋车夫砸电车时，自知已阻拦不住，于是悄悄蚀去了脸上的黑痣——他们哥俩长相原是极相象的，只是黑李眉心多了一个黑痣——准备在必要时代弟弟牺牲。砸电车事败，白李远走他乡，反动当局把黑李当做白李逮捕，枪决了。黑李死时“眉皱着点，嘴微张着，胸上汪着血，好象死的时候正在祷告。”孝悌之道和博爱主义使他走上了这条悲剧的道路，他是无谓的牺牲了。白李深爱自己的兄长，却鄙弃他的哲学：“老二大概是进了天堂，他在那里顶合适了;我还在这儿砸地狱的门呢!”这个小说明白地表示着老舍对黑李不切实际的“博爱”的否定。老舍后来说过这样的话：“在今天看起来，《黑白李》是篇可笑的，甚至于是荒唐的作品。可是，在当时，那确足以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变动。诚然，在内容上，我没敢形容的白李怎样的加入组织，怎样的指导劳苦大众，和怎样的去领导斗争，而只用传奇的笔法，去描写黑李的死;可是，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比当那诬蔑前进的战士的人，说他们虽然帮助洋车夫造反，却在车夫跑的不快的时候踢他两脚的，稍微强一点了。而且，当时的文字检查也使我不愿露骨的形容，免得既未参加革命，而又戴上一顶‘红帽子’。”(注：《老舍选集·自序》。)白李的形象虽属侧面着笔，近于剪影，但这个形象仍显示了一些新的特点，他不单对旧世界有明确的反抗意识，而且参加到工人群众的斗争中去(尽管这种斗争是自发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白李做为一个革命者的轮廓是清晰而又确定的。老舍这时的创作接受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
52书库推荐浏览： 潘怡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