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集》中还有不少表现处于城市底层、在困苦中挣扎求生的人们生活情状的作品，《热包子》、《微神》、《柳家大院》、《也是三角》等都是。这几个短篇，在内容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几乎都接触到城市底层的妇女命运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如果说旧社会是一口黑洞洞的深井，那么妇女就处在深井的最底层，农村如此，城市也是如此。她们在物质上的极端贫困以及精神上、肉体上所受到的摧残，格外引起了老舍的注意。
《微神》是这些短篇中写得最为凄婉动人的了。作品以“我”在一种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下追想往日生活的方式，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悲剧。这个悲剧不是由于感情上的冲突或破裂，而是生活境遇的变化酿成的。他们在十七岁的时候有过温馨的初恋，但是由于“许多许多无意识而有力量的阻碍”，使“提婚”成为“不能想的事”，接着他远走南洋，五年以后他自南洋返回祖国，她却成了一个暗娼。在这五年里，，她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和个人的沉沦一系列令人痛楚的遭遇。她先是同一个爱她的青年结合，却因为不能忘怀南洋的他，引起对方的猜忌而终至于离异，此时“她父亲的财产全丢了”，于是她把自己卖给一个阔公子，“为是供给她的父亲”，这也不能持久，因为她心有所寄，结果被阔家公子赶了出来，连一件长衫也没给她留下。她必须供养腐化成性却又不名一文的父亲，自己也得吃饭，她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肉体，还得利用肉体，身体是现成的本钱。”她于是做了暗娼。“父亲的烟是无底的深坑”，她“只为钱着急”全不管自己，几次打胎人也日渐衰老。这样，当他从南洋回来，她已经变得不堪救药。作品并没有把她处理为一个灵魂卑琐的女人，即使她已沦落风尘，依然保持着对他的圣洁的感情，然而，她已再不能奉献给他初恋时的纯洁无瑕了。她说：“你的眼已不是那年——多少年了?——看我那双绿拖鞋的眼。可是，多少还是你自己，我，早已死了。你可以继续作那初恋的梦，我已无梦可做。……及至见着你，我自己已找不到我自己，拿什么给你呢?你没回来的时候，我永远不拒绝，不论是对谁说，我是爱你;你回来了，我只好狂笑。单等我落到这样，你才回来，这不是有意戏弄人?假如你永远不回来，我老有个南洋作我的梦，你老有个我在你的心中，岂不很美?你偏偏的回来了，而且回来这样迟——”后来，她在痛苦中，在打胎的时候，她杀死了自己，为的是“愿在你心中永远是青春”。这个故事中所包蕴的内容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作品的基本内容是揭露了埋葬了她的社会的罪恶。“春天也会埋人的”，有多少美的感情，在冰冷的现实里被埋葬了。从她最初的身世看并非属于底层的人们，但她终于跌落到城市底层的人们之中了。老舍着力描写那种初恋的纯真和不得结合的苦痛，以及她沦为暗娼却依然保有初恋时圣洁的感情，这样的矛盾景况、矛盾的感情，给作品蒙上一层凄迷而又哀怨的色调。“此恨绵绵无尽期”，其中也就隐含了对旧世界的控诉。
《柳家大院》描述了石匠一家的悲剧，特别是石匠媳妇的悲惨的结局。石匠媳妇因为不堪公公和丈夫的虐待自杀了。作品告诉我们，是传统的封建宗法制道德观念杀死了她。她所以经常挨公爹和丈夫的欺侮和毒打，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以为她该挨揍”，“男的该打女的，公公该管教儿媳妇，小姑子该给嫂子气受”。“在她自己还不如那锅饭值钱”的家庭里，她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人穷就缺了理”，她的死是必然的。作家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了石匠媳妇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痛苦过程，读后使人为之泪下。
《也是三角》接触到底层妇女痛苦命运的经济根源。这个作品中描述的败兵马得胜和孙占元“合伙娶”的事实，反映了由于贫困所造成的畸形的社会现象。这里更使人感到战栗的是一个姑娘面对着同时被两个大兵男人占有的局面。作家把阴冷的、令人窒息的生活真实摆在读者面前，并且严峻地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贫穷。姑娘的父亲老林四是个洋车夫，他因病不能拉车，在床上躺了七天，这样连最低的生活也难于维持，姑娘已连续两天没吃什么东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以五十块钱的价钱把女儿卖给了两个大兵。“女人也有三六九等，价钱自然都不一样”，她——一个洋车夫的女儿就只值五十块钱!临别的时刻，“老林四就那么趴着，好象死了过去”。姑娘的眼里没有眼泪，然而这是最深的悲痛的结果，“好吧，我都听爸爸的”。老林四“按着那些钱”悲怆地呼喊“我不是你爸爸”。这是一个充满血泪的故事，它诅咒了吃人的旧社会，诅咒了扼杀妇女的一切罪恶的势力。
第九章 “返回幽默”——《离婚》和《牛天赐传》
《离婚》
《离婚》是老舍早期长篇小说创作中成熟的作品之一。这部长篇于一九三三年八月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印行，以后曾多次再版;一九四七年九月晨光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也一再重印发行。建国后，经作者校订并略作删改，于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行。国外有日、俄、英、丹麦、瑞典文译本。这部作品出版后不久就有评论家指出：“《离婚》这本小说，高出于他先前的一切作品。”(注：李长之：《离婚》，《文学季刊》(1934年1月1日)。)
《离婚》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主题思想
《离婚》的内容表面看起来是细碎而又琐屑的。它写的是国民党某财政所几个小公务员的家事纠纷，几对夫妇闹离婚又复归于好的故事。但是作家却通过对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的描述相当真实深刻地表现了小公务员灰色的人生以及他们敷衍、折中、怯懦、猥琐的精神状态，并间接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特务横行的黑暗现实。
《离婚》同《猫城记》一样，把批评的锋芒指向国民党反动腐朽的政权机构，但是他不再采取隐喻的手段，而是以现实主义的逼真的生活描写，再现了它全部的丑恶和不可救药。 它也不象《猫城记》那样把讽刺遍及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一切生活领域，而是借一斑而窥全豹，从一个小小的财政所透视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这自然不仅需要锐敏的观察力，而且需要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作品里的财政所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国民党政权机构的缩影。这个财政所的所长是“官僚兼土匪”，办事的科员当中，“小赵?骗子兼科员。张大哥?男性的媒婆。吴太极?饭桶兼把式匠。孙先生?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邱先生?苦闷的象征兼科员。”这些人在财政所只是胡混，“进了公事房，嘻嘻嘻，讨论着，辩论着彼此的私事，孩子闹耳朵，老太太办生日，春华楼一号女招待。能晚到一分便晚到一分，能早走一分便早走一分。破桌子，破茶碗，无穷无尽的喝茶。烟卷烟斗一齐烧着，把月份牌都迷得看不清。”作品以含蓄的笔调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男女就是社会的中坚人物，也要生儿养女，为民族谋发展?笑话!一定有个总毛病，不然，这群人便根本不应当存在。”“总毛病”是什么，未便明言，但所指为谁，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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