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彰老舍在文学活动和创作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重庆文艺界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举行了“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的活动。《新华日报》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祝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的短评《作家的创作生命》，全文如下：
有人说，中国的作家的创作生命很短。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作家能够长期坚持他的工作，不因利诱而改行，不因畏难而搁笔，始终为着发扬与追求真理正义而努力，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尽可能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这样的作家是应该获得全社会的尊重的。老舍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的创作二十周年纪念是值得我们来庆贺的。
在前天文协座谈会上，老舍先生说：“我们要做耶稣降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这是何等勇敢的宣告。而他二十年来的工作对中国新文艺的发展的确是有他的独特的贡献的。但老舍先生并不是一个以关着房门写作“伟大作品”为能事的作家。他在抗战七年来为文艺界团结所尽的力量是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他又曾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尝试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包括民间文艺形式)，这对所谓的既成的作家是很难能的事。他曾屡次为文艺界生活的困难而向社会呼吁，但他同时又斩钉截铁地说：“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
我们深信，老舍先生的这种热诚的声音是会一天天更加响亮起来，得到更大的反响的。
《新华日报》的短评，表达了我们党对老舍的尊重与关怀。《抗战文艺》等刊物也在一九四四年四月编辑了“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专辑。郭沫若同志以《文章入冠》为题写了一首新诗献给老舍：
二十年文章入冠，
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
枪杆的战争行将结束，
扫除法西斯细菌须赖笔杆。
敬祝你努力加餐，净化人寰。(注：见《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合刊。亦见1944年4月17日《新华日报》。)
茅盾同志写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注：见《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合刊。亦见1944年4月17日《新华日报》。)，他指出：“艰辛地从事文艺创作二十年之久的老舍先生，他的对于民族祖国的挚爱和热望，他的正义感，他的对于生活的严肃，正以有增无减的毅力和活力，为抗战文艺贡献了他的卓越的才华，而病魔亦无奈他何!”这是对一个正直、勤奋的爱国作家崇高的赞誉。重庆文艺界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在百龄餐厅举行茶会，纪念老舍创作二十周年。茶会由邵力子先生主持，他首先致词说：“今日参加茶会人士的踊跃，足以证明社会对于舒先生敬慕之忱，与企望之重，在座有友邦人士，有民间艺人，所以舒先生真正是‘蜚声海外，深入民间’。”郭沫若、黄炎培、梅贻琦、邓初民、沈雁冰、沈钧儒等亦相继致词，“对老舍创作二十年的贡献多所赞扬，并一致称赞他对国家的忠忱，对朋友的亲切，年来维持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苦心与努力”。老舍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词，他说：“今日承诸友好集会纪念，愧不敢当。二十年从事创作，虽历尽辛苦，得来不容易，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二十余年的人，也历尽辛苦，得来也不容易。”(注：引文均见1944年4月18日《新华日报》的报道。)老舍在讲话时，心情激动，泣不成声。后来，他在《八方风雨》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感激大家对我的爱护，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冷淡，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而碌碌无成，不禁百感交集，无法说出话来。”他还用生动而深刻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友人们的鼓励我，正象鼓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虽然成绩欠佳，可是始终尽责不懈。”自谦与真诚，何其感人。
重庆八年，对老舍的思想发展，至关重要。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其间发生在中国的几次重大的革命斗争，老舍均没有机会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的爆发，第一次把老舍卷进中国革命的漩涡之中。在武汉，他结识了我们党的领导者周恩来同志，第一次和中国共产党发生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到重庆以后，老舍和周恩来同志的交往更为频繁，同时与活动在重庆文化界的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友谊。周恩来同志对老舍和“文协”的工作，极为关切，他经常请老舍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吃便饭，语重心长地和老舍谈国家大事。老舍觉得，周恩来同志的每一次谈话，对他都是极好的教诲(注：参看曹禺：《我们尊敬的老舍先生》，1979年2月9日《人民日报》。)。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老舍有幸到陕甘宁边区一游，眼界为之一新。他是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由重庆起程的，经广元、宝鸡、西安、洛阳、南阳、襄樊，而后再由西安北上，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到达延安。延安各界于当晚举行欢迎宴会，毛泽东同志在宴会上致了欢迎词。当毛泽东同志和老舍对杯时，老舍激动地说：“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群众啊!”(注：吴伯箫：《作者·教授·师友》，《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慕之情，谥于言表。老舍还到了绥德、米脂、榆林等地，所到之处，均受到八路军指战员和边区人民的热情欢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老舍随慰问团返回重庆。在重庆，他和友人谈起这次陕北之行时，感慨地说：“真是大开眼界，也大开心窍呀。”(注：臧克家：《老舍永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可见老舍的欣喜之情，也说明此行丰富了他的生活经历，开阔了他的思想境界。回重庆不久，老舍动笔写长诗《剑北篇》，北行的所见所闻，都反映在这部作品中了。其中的《宜川——清涧》、《中部——秋林》、《榆林——西安》等段落，热情赞颂了边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抗战到底的决心，纪录了老舍对我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美好印象。
老舍和我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的关系也是密切的。《新华日报》经常报道“文协”的工作情况和老舍的活动。老舍访问西北归来后，《新华日报》在化龙桥馆址召开了欢迎会，并征求对报纸创刊二周年的意见。一月十一日，《新华日报》发表老舍为纪念该报创刊二周年所写的题词：“团结抗战”。二月十日，《新华日报》发表老舍的文章《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这只是老舍在一九四○年初的一个月之内和《新华日报》的几次交往，到了抗战后期，他和《新华日报》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在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老舍仍留在重庆，为文艺界在新形势下的团结战斗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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