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投降以后的时局，毛泽东同志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他提醒人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揭露美蒋的阴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举行谈判。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不久，蒋介石又撕毁了协定，调遣大批部队，向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由于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和全面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也由于苏、美、英对中国问题的态度，蒋介石又不得不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与中共代表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并在重庆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老舍就参加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活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文化界三百多人联合签名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这是抗战后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件大事。进言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和实现民主的六项要求。老舍是进言的签名者之一。在旧政协召开前后，老舍仍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他曾经两次聆听周恩来同志的讲演，这对于他认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有极大的帮助。十月十九日，重庆文化界集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周恩来同志在这次集会上讲话时指出：抗战胜利了，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每个文学和文化工作者，跟这场革命的进展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也不能不关心国共两党的会谈(注：见1945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周恩来同志的话，语重心长，既是对文艺家的关心，也是教诲。对我们党所提出的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和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方针，老舍是拥护的。这次纪念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老舍朗诵《阿Q正传》第七章，据《新华日报》十月二十日报道，老舍在朗诵前的开场白中说，阿Q参加革命，说革命也好，实际是到大户人家去拿点东西。而今天抗战胜利了，也有说胜利也好的人到上海到南京去发财。他说，阿Q式的胜利，是惨胜，比惨败还厉害，拿阿Q精神建国，国必如阿Q一样是会死的。阿Q没有生命，只有陈腐势力压在他身上，他画了一个圆圈而死。如今虽说收复了东北台湾，假若如阿Q一样，也会死的。老舍借题发挥，矛头所指显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建国”方针。据报道，老舍在讲话和朗读《阿Q正传》时，会场上不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笑声。老舍对反动派的冷潮热讽，引起了与会者的同感。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晚，“文协”在重庆张家花园举行会员联欢会，祝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联欢会由老舍主持，他特邀周恩来同志作为客人到会。周恩来同志来到以后，老舍将他介绍给大家，并说：“周先生还是八年前在武汉文协成立时来过的，今天易名他恰好在城里，他又来了。”老舍指定题目，请周恩来同志讲了延安文协分会活动的情形。在讲话中，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以后的巨大变化，宣传了我们党的文艺方针。接着，老舍以兴奋的心情欢迎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是不难想象的。老舍渴望建立和平局面的意愿，也表现了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民族前途的关注。
旧政协召开期间，老舍又参加了《陪都文艺界致政治协商会议各会员书》的签名活动。参加这次签名的还有茅盾、胡风、巴金、曹靖华、冯雪峰、艾芜、陈白尘、聂绀弩、阳翰笙、臧克家、徐迟、宋之的、罗荪、王亚平、骆宾基等。作家们在信中写道：“抗战八年，敌寇屈服，我们得到了建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四个月以来，国内依然不团结，不民主，人民过着比抗战时期更加黑暗更加惨淡的生活，如果不及时改革，大祸就要临头。”作家们还提出了“要求切实解决”的九个问题，其中包括“废止文化统制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改组各级文化教育行政机构，废止党化教育”、“特务分子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取消豢养特务的政策”、废止“有关限制文化艺术团体及文化活动自由的法令”等，矛头所指，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这些活动，都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国统区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老舍的积极参加说明了自抗日战争以后，他的政治态度是一贯的，他看准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永不动摇。
抗战八年，老舍在贫寒与流亡中备尝生活的酸辛，也经受了革命风雨的洗礼，他和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愈来愈靠近了，他的眼光更敏锐了，思想更开阔了，他为文艺界的团结统一，为抗战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一九四六年三月，老舍同曹禺一起，告别重庆，取道上海去美国。
第十五章 抗战文艺的丰硕成果
“以笔代枪”的通俗文艺
自开始文学生涯以后，老舍所运用的主要艺术形式，是小说。抗战以前，他已经发表了九部长篇小说和几十篇短篇小说，他是以小说家的声誉立足于中国文坛的。但是，自抗战开始以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老舍的创作并非以小说为主，而是以通俗文艺和话剧为主。
“文协”成立以后，为宣传抗日和动员群众的需要，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努力提倡通俗文艺的创作。许多著名作家以曲艺、通俗小说、地方戏曲诸通俗文艺形式从事写作，其中尤以老舍最为热心，成果也最为显著。
由济南到武汉后，老舍遇见了著名大鼓艺人富少舫(艺名山药旦)和董莲枝，他们都是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艺人，愿意为宣传抗日尽力，于是，老舍就为他们写作以抗战为内容的鼓词。老舍出生在文化古都北京城，自小在北京的街头、茶馆、书场、戏园接受了最初的民间艺术薰陶，但是动笔写鼓词，这却是第一次。他在武汉写的鼓词有《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打小日本》等。同时，他还用旧剧形式写抗日故事，创作了京剧《忠烈图》、《王家镇》、《新刺虎》《薛二娘》，后来，收入通俗文艺集《三四一》，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出版。
从武汉到重庆以后，老舍与富少舫及其养女富淑媛(艺名富贵花)过从更密。为了熟练地掌握鼓词这一民间说唱艺术形式，他虚心向富少舫学习，他学唱的是刘(宝全)派传统段子《白帝城》，边学边创作新段子，大约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创作的《新拴娃娃》、《文盲自叹》等，富少舫时常在重庆演唱。除鼓词之外，他还写河南坠子、数来宝等。在武汉时，他在冯玉祥先生处遇见三位避难的河南坠子艺人，老舍为他们写了长达三千多句的一部唱词，在《八方风雨》中他曾谈及这件事：“我确知道那三位唱坠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诵得飞熟，并且上了弦板。说不定，他们会真在民间去唱过呢——他们在武汉危急的时候，返回了故乡。”可惜，这部宣传抗日的长篇韵文底稿，在战争中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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