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舍留居伦敦的几年里，他除了教书、读书、写作，曾经细心地观察了伦敦以及他所接触到的英国人，这使他对于英国的国情和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他对于祖国命运的焦虑。
伦敦的泰晤士河是美丽而恬静的;雾季的伦敦，又充满了一种神秘的色彩。然而，它的更主要的特点却是喧嚣和奢侈：市街之上，拥挤的人流汇成一股涌流不尽的波浪，来往的汽车“一串一串，你顶着我，我挤着你。大汽车中间夹着小汽车，小汽车后面紧盯着摩托自行车，好象走欢了的鸵鸟带着一群小鸵鸟。”(注：老舍：《二马》第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两旁便道上的人，男女老少全象丢了点东西似的，扯着脖子往前跑。往下看，只看见一把儿一把儿的腿，往上看只见一片脑袋一点一点的动;正象‘东海’的波浪把两岸的沙石冲得一动一动的。”(注：老舍：《二马》第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从一入秋到冬天，伦敦的热闹事儿可多了。戏园子全上了拿手好戏，铺子忙完秋季大减价，紧跟着预备圣诞节。有钱的男女到伦敦来听戏，会客，置办圣诞礼物。没钱的男女也有不花钱的事儿做：看伦敦市长就职游行，看皇帝到国会行开会礼，小口袋里自要有个先令，当时不是押马，便是赌足球队的胜负。晚报上一大半是赛马和足球队比赛的结果，人们在早晨九点钟便买一张，看看自己赢了没有。看见自己是输了，才撅着嘴念点骂外国的新闻，出出恶气。此外溜冰场，马戏，赛狗会，赛菊会，赛猫会，赛腿会，赛车会，一会跟着一会的大赛而特赛，使人们老有的看，老有的说，老有的玩——英国人不会起革命，有的看，说，玩，谁还有工夫讲革命。”(注：《二马》第168页。)老舍看得很清楚：它的富足助长了腐化，它的繁华下面是冰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英国人的“偏狭的爱国主义”和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伤害了老舍的感情。在伦敦，做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到处受到白眼和凌辱。居留伦敦的普通的中国人，大多是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住在东伦敦，号称“中国城”。这些中国工人以他们勤劳的双手为大英帝国创造了财富，然而他们却遭到任意的诬蔑：
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注：《二马》第12页。)
国家的衰弱给予国外的游子带来的苦难和屈辱是太深重了。那时的老舍同许多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一样切盼着祖国的新生和富强。
对于大英帝国的侵略政策以及英国人的盲目的自大与民族偏见，老舍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但是他对于处于贫困中的英国人，却又十分同情。特别是那些处在底层苦苦挣扎勉强求得温饱的知识分子，他看得很清楚，他们的生活境遇比之于中国贫穷的知识分子也好不了多少。他曾经遇到一个年轻的工人，谈吐很好，可是时常失业，因为工厂时开时闭。他还认识一位老人，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都能读能写能讲，就是找不到事做，只得为一家磁砖厂吆喝买卖，从中拿一点扣头。还有一位老者，常到老舍居住的一带来给人家擦玻璃，因为相熟了，成了老舍的朋友。这位老人是博士，他来擦玻璃，赶上老舍在家，便一边擦着玻璃，一边讨论文学和哲学。孔子的哲学，泰戈尔的诗，他都读过，更不用说西方的作家了。对此，老舍是感触很深的，他说：“在他们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他们都有知识，有能力，可是被那个社会制度捆住了手，使他们抓不到面包。成千论万的人是这样，而且有远不及他们三个的!找个事情真比登天还难!”(注：《我的几个房东》，《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老舍对于普通的英国人身上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是很赞赏的。他的第一个房东是姐妹俩，年纪都大了。妹妹勤苦忠诚，受过相当的教育，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姐姐，宁可放弃家庭教师的职业，留在家里独立撑持全部家务。她把楼上两间房子租给单身的男人，进些租金。这样，她得给大家作早饭、晚饭，得上街买东西，得收拾房间，得给大家洗衣裳，得记账，他忙里偷闲，还要读一点圣经，给朋友写信。她有一种独立不倚的品格和精神。她哥哥开着面包房，到圣诞节才送给妹妹一块大鸡蛋糕。妹妹绝不去求他的帮助，就是对那一块大蛋糕，她也马上还礼，送给她哥哥一些有用的小物件。这使老舍很感慨，他说：“自然，这种独立的精神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逼出来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注：《我的几个房东》，《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当老舍快回国时去看望她，她的背已经很弯，发也有些白了。
老舍同普通的英国人友好往来，给他留下许多难忘的印象。民族偏见阻隔不住人民之间的友谊。他在东方学院认识了学习华语的学生艾支顿，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艾支顿是个退伍的军官，曾经作过教员。老舍遇见他的时候，他已被补习学校免了职，没有事作。原因很简单，他本已结婚，但是在伦敦他又和一位美国女子发生了恋爱。她是学经济的，有硕士学位，当时他在补习学校演讲关于经济的问题，她给他预备稿子。结果夫人告了，离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却丢了工作，还得按月供给夫人一些钱。他们的生活因此过得很狼狈。老舍见到他，他提议“彼此交换知识”，老舍多教他些中文，他教老舍英文，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起。老舍答应了，他们就合租了一层楼，租约三年，由老舍出房租，他们夫妇两个供给饭食。老舍曾经这样记述了他们在一块的生活情形：
艾支顿夫人真可怜。她早晨起来，便得作好早饭。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拼命的追公共汽车;永远不等车站稳就跳上去，有时把腿碰得紫里蒿青。五点下工，又得给我们作晚饭。她的烹调本事不算高明，我俩一有点不爱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泪在眼眶里转。有时候，艾支顿卖了一本旧书或一张画，手中摸着点钱，笑着请我们吃一顿。有时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请他俩吃顿中国饭。在这种时节，她喜欢得象小孩子似的。(注：《我的几个房东》。)
这种生活，持续到房子的租约期满。因为一时很难找到同住的合适的房子，老舍只得同艾支顿夫妇分手。一九二九年，老舍回国时，艾支顿在一家大书局找到了工作。后来，艾支顿“出版了一本《金瓶梅》的英译本，扉页写着：‘献给我的好友舒庆春’。也许他始终不知道，他在伦敦的这位中国朋友舒庆春，后来已成为国际有名的文学家呢!”(注：黄苗子：《老舍之歌》，《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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