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老舍看见了英国社会的不平等，金钱万能的怪现象，上层资产阶级的腐化，民族偏见，等等;他也看见了英国人的勤苦、善良、独立、务实的精神。他把这些印象写进了长篇小说《二马》;在这本书里，他对于祖国的命运流露了深深的忧虑。
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一个严肃的作家，他的创作的动机，总是由于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启迪而萌发的，并且都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就一个具体作家的创作道路而言，那情形又总是千差万别，各具特点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标志着老舍漫长文学创作之路的起点，然而这部作品的创作却是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动手写作的。
在伦敦，老舍有机会同许地山经常在一起;此时的许地山已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并且以他的《命命鸟》蜚声国内文坛。许地山客居伦敦期间，闲下来就用一本中国小商店里用的粗纸账本写小说。这引起老舍的羡慕和兴趣。半年以后，到异乡的新鲜感逐渐消失，举目四顾，孑然一身，思乡之情，萦绕于怀，在国内生活时所亲历的事事物物，在寂寞中闪现为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这种情形，使老舍在读小说时竟忘了读的是什么，呆呆地沉缅于回忆之中。这时，他拿起笔来，在三个便士买来的作文簿上，用钢笔横书，写下自己对过去亲历的生活的印象，抒发自己久郁于心的感怀。他的这种创作得到许地山的鼓励。他把其中的一些段落读给许地山听，许地山为他的小说中的情节逗乐了，只顾笑，没有给他什么批评，倒是热情而又恳切地催促他：“写下去吧!”这使他增加了勇气和信心。他大概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写完了这部长篇，这就是《老张的哲学》。老舍把这部作品寄给国内的郑西谛(郑振铎)，不久，发表于十七卷七号(1926.7.10)的《小说月报》上。他曾经说：“自己的作品用铅字印出来总是件快事，我自然也觉得高兴。”(注：《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应该说，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在许地山的影响和鼓励下写出来的。许地山对于老舍的思想和创作曾经发生一定影响，所以许地山逝世以后，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老舍曾经沉痛地写道：“至于谈到他与我私人的关系，我只有落泪了，他既是我的‘师’，又是我的好友!”(注：《哭许地山》。)
当然，把老舍走上创作道路的原因仅仅归之为客居伦敦的寂寞和许地山的影响是并不全面的。严格地说，这只是促成他拿起笔来的外部条件。朴素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才是他所以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因。而这一切又同他从小受穷、比较广泛地接触下层人民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曾经说过：“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宁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这种个人气质，经过“五四”运动传播的新思潮的洗涤，便又溶入新的内容：“五四运动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个青年怎样发疯，要去摘天边的小月，他也不会完全忘记了国家大事。再加上那时节所能听到的见到的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与马克思学说，他就不单忘不了国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这个伟大的理想与启示否定了月亮是蓝的。况且，拿我自己来说，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现在也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怎能不动心呢?”(注：《老舍选集·自序》。)一九二六年国内革命军北伐，他虽然远在国外，但还是十分关注这个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目的的大事件。他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注：《我怎样写〈二马〉》，《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革命思潮的激荡，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注，这些给他的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注进了时代的内容。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归根结蒂，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这一时代主潮所决定的。
旅居伦敦的岁月里，在世界文学特别是欧洲进步文学的熏陶下，他逐步熟悉并掌握了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技巧，形成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文学观。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有深厚的素养;在国外，他于教学之余又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名著。他读《衣里亚德》(今译为《伊利亚特》)和《奥第赛》(今译《奥德赛》)，他读《韩姆烈德》(今译《哈姆莱特》)和《浮世德》，他探索这些“被人人认为不朽之作”的奥秘，在艺术的王国里流连忘返。希腊的悲剧使他“看到了那最活泼而又最悲郁的希腊人的理智与感情的冲突，和文艺的形式与内容的调谐”。(注：《写与读》，《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阿瑞司陶风内司(今译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但丁的《神曲》都给他以深刻的启示。他曾经把所能找到的《神曲》的几种英译本(不管是韵文的还是散文的)都逐一读过，并且搜集了许多关于但丁的专门论著。他说：“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注：《写与读》，《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当然，给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近代的英法小说。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美瑞地茨(今译梅瑞狄斯)，狄更斯，法国的福禄贝尔和莫泊桑，都占去了他许多时间。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一年多时间里，他几乎是昼夜读小说，“好象是落在小说阵里”。这些近代小说家的创作态度以及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对老舍的文学观的形成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举例而言，他从康拉德严谨的写作态度里懂得了不应把“写作当种游戏”，他说：“从他的文字里，我们也看得出，他对于创作是多么严重热烈，字字要推敲，句句要思索，写了再改，改了还不满意;有时候甚至于绝望。他不拿写作当种游戏。”“每逢我读他的作品，我总好象看见了他，一个受着苦刑的诗人，和艺术拼命!”(注：老舍：《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载《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1935年11月10日)。)康拉德作品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海有关系，因为“他是个海船上的船员船长”。“他似乎不敢离开海与海的势力圈。他也曾写过不完全以海为背景的故事，他的艺术在此等故事中也许更精到。可是他的名誉到底不建筑在这样的故事上。一遇到海和在南洋的冒险，他便没有敌手。”(注：老舍：《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载《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1935年11月10日)。)从这里，老舍领悟到应该“怎样培养我们自己的想象，怎样先去丰富我们自己的经验，而后以我们的作品来丰富别人的经验，精神的和物质的”。(注：老舍：《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载《文学时代》月刊创刊号(1935年11月10日)。)在回顾英法小说家对于他的创作思想的影响时，他还说过：“大体上我喜欢近代小说的写实的态度，与尖刻的笔调。这态度与笔调告诉我，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他们不只供给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各派的小说，我都看到了一点，我有时候很想仿制。可是，由于多读的关系，我知道摹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看吧，从古至今，那些能传久的作品，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大概都有个相同之点，就是它们健康，崇高，真实。反之，那些只管作风趋时，而并不结实的东西，尽管风行一时，也难免境迁书灭。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我永远不刻意的摹仿任何文派的作风与技巧;我写我的。……”(注：《写与读》。)老舍把文学作品视为“人生的教科书”的这种看法，同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点，是不谋而合了。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曾经宣称：“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已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集》。)老舍同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郑振铎、许地山均有密切来往，他从读书和写作实践中领悟出同他们大致相近的文学观点，是很自然的事。当然，老舍在当时还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但他以这种文学观指导自己的创作，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从他最初三部长篇的思想倾向可以看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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