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在谈到《天演论》的翻译过程时，也说：“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是，不过如是。”又称“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26]他所附加的案语小注，也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了解。他有一部分译作，如《天演论》、《原富》等，偏重意译，对此他有明白交待。“译文明取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又承认这种译法，不可为训，“题曰达指，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27]这种真实态度。也可说不背“信”字;他另一部分译作，如《群学肄言》，略近直译，较少讥议。
严复对自己的译作颇为自负。《天演论》出版后一年，他说：“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事实也确是这样，严译名著问世前，没有一本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学”书出现;以后，严译《原富》、《法意》等西方名著也长期不见新译本问世。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严复在中国近百年的翻译史上是系统译介西方近世名著的第一人，他的译著，他在翻译方面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是我国翻译工作者的一笔宝贵遗产。
3.2 严译展现的“西学”世界
严复翻译西方名著，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和精审才定夺译著，故每译一书都含有其深刻的用意。或根据时势的需要，对症下药;或选择他所信奉的理论原著，为之布道;或填补士人阶层的知识空白，提倡新知。他绝不是无的放矢，视翻译为玩艺儿。蔡元培先生对此曾分析道：“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他在民国纪元前九年，把他四年前旧译穆勒的
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名作《群己权界论》。又表示他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译了一部甄克思的《社会通诠》(E.Tenks：History of
Politics)，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28]严复自己也毫不掩饰这一点，他为译著《原富》所写的“译事例言”，就是一个明证：
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29]
这是严译的一个特色，也是他的译著在当时取得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趣的是，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严复，他所选择的西方名著，大都并非十七、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除外)的理论著作，而是19世纪西方社会进化论、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代表作，这些理论是西方社会工业化后的产物，它们与其说是对启蒙理论的发展，不如说是对启蒙思想的反动。严复信奉他们的思想，自然也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卢梭的学说)持一贬斥的态度。严复的这一思想特点，亦即用西方的后启蒙思想的理论作中国的思想启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我们暂且不论，但它多少表明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早熟。后来“五四”新文化人在从事启蒙工作时，也带有这一特点。
赫胥黎《进化论与化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翻译该书当在1896年，正式出版于1898年，为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本。该书从翻译到定稿，前后共经三年时间，其中又有多次修改，内容变化很大。不仅表现在文字的增删、润色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严复为该书所加的大量按语中。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天演论》手稿及陕西“味经”本《天演论》，就是严复早期的翻译品，其中卷上《卮言》18篇，没加严复一条按语;而慎始基斋本却把18篇《卮言》改名为《导言》，并增加了16条按语。手稿卷下有《论))17篇，按语九条(其中一条为补写);慎始基斋本则有按语十二条，比手稿多三条。就研究严复的思想来说，我们应主要依据严复的按语。因为严复翻译是以“信”、“达”、“雅”为原则，因而严复所译《天演论》与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相比，文句次序虽有所不同，但却没有违背赫胥黎的本意。至于严复如何看待赫胥黎的思想，则只能通过他所附加的按语表现出来。严复在《译例言》中对自己所加按语的原因亦有所交待：“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之剪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那么，严复在《天演论》按语中究竟是如何阐述自己的思想的呢?
严复表明了自己推崇斯宾塞“天人会通论”的思想倾向，称赞它思想宏阔、结构严谨，“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是欧洲晚近的绝作。严复认为，斯宾塞把进化论思想从生物学领域推广到“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从自然领域推广到社会生活，揭示了人群进化的“公例”。这一公例就是“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改政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智、德、力者废”，“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30]根据这一公例，严复看到今日中国在物竞激烈的世界中已处于劣势地位，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智、民力、民德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这正是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
既然严复赞扬斯宾塞的观点，为什么却去借助赫胥黎的著作来宣传他的思想呢?如所周知，1859年达尔文发表震动世界的名著《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理论，开创了近代生物学。此后，进化论思想迅速在西方知识界传播。赫胥黎等英国生物学家成为这一学说的坚决捍卫者，斯宾塞则受启于生物进化论，将之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1862年，他发表《第一原理》;1896年最终完成了“综合哲学体系”，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严复留学英国期间及其学成归国后，一直专注于进化论的探讨。在进化论理论学说中，严复对它有关人类行为的描述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对其生物学方面的阐说并不重视，斯宾塞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热衷的读物。斯宾塞“综合哲学体系”中的《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和《伦理学原理》等书，严复都曾涉猎过。
只是“综合哲学体系”“卷帙綦繁”[31]，“其文繁衍奥博”[32]又涉及哲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社会、伦理、逻辑等许多学科，“以其书之深广，而学者之难得其津涯也”。[33]翻译如此庞杂的著作，对严复来说确实十分艰辛。即便是翻译“综合哲学体系”中的一部《社会学原理》，严复也认为“斯宾塞《群学》乃毕生精力之所聚，设欲取译，至少亦须十年，且非名手不办”。[34]因此像斯宾塞“综合哲学体系”这样的“大书”“译之功更巨”[35]“不可猝译”。[36]严复对翻译的慎审限制了他对译书的选择。所以他除了在《国闻报》上发表了两章《群学肄言》的译文外，对斯氏的其它著作都不敢冒然动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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