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道的楼顶已经塌下来。楼梯被柁架、檩木和乱砖塞住。我们奋力扒开一 个出口，像老鼠那样钻出去，并迅速逃出这座只要再一震就可能垮掉的老楼。 待跑出胡同，看到黑乎乎的街上全是惊魂未定而到处乱跑的人。许多人半裸着 。他们也都是从死神手缝里侥幸的生还者。我抱着儿子，与妻子跑到街口一个 开阔地，看看四周没有高楼和电线杆，比较安全，便从一家副食店门口拉来一 个菜筐，反扣过来，叫妻儿坐在上边，便说：“你们千万别走开，我去看看咱 们两家的人。”
我跑回家去找自行车。邻居见我没有外裤，便给我一条带背带的工作裤。 我腿长，裤子太短，两条腿露在外边。这时候什么也顾不得了，活着就是一切 。我跨上车，去看父母与岳父岳母。车子拐到后街上，才知道这次地震的凶猛 。窄窄的街面已经被地震扭曲变形，波浪般一起一伏，一些树木和电线杆横在 街上，仿佛刚遭遇炮火的轰击。通电全部中断，街两边漆黑的楼里发着呼叫。 多亏昨晚我睡觉前没有摘下手表，抬起手腕看看表，大约是凌晨四时半。
幸好父母与岳父岳母都住在一楼，房子没坏，人都平安，他们都已经逃到 比较宽阔的街上。待安顿好长辈，回到家时，已是清晨。见到妻子才彼此发现 ，我们的脸和胳膊全是黑的。原来地震时从屋顶落下来的陈年的灰尘，全落在 脸上和身上。我将妻儿先送到一位朋友家。这家的主妇是妻子小学时的老师， 与我们关系甚好。这便又急匆匆跨上车，去看我的朋友们。
从清晨直到下午四时，一连去了十六家。都是平日要好的朋友。在“文革 ”那种清贫和苍白的日子，朋友是最重要的心灵财富了。此时相互看望，目的 很简单，就是看人出没出事，只要人平安，谢天谢地，打个照面转身便走。我 的朋友们都还算幸运，只有一位画画的朋友后腰被砸伤，其他人全都逃过这一 劫。一路上，看到不少尸首身上盖一块被单停放在道边，我已经搞不清自己到 底是怎样还活在这世上的。中午骑车在道上，我被一些穿白大褂的人拦住，他 们是来自医院的志愿者，正忙着在街头设立救护站。经他们提醒，我才知道自 己的双腿都被砸伤，有的地方还在淌血。护士给我消毒后涂上紫药水，双腿花 花的，看上去很像个挂了彩的伤员。这样，在路上再遇到的朋友和熟人，得知 我的家已经完了，都毫不犹豫地从口袋掏出钱来。若是不要是不可能的!他们硬 把钱塞到我借穿的那件工作服胸前的小口袋里。那时的人钱很少，有的一两块 ，多的三五块。我的朋友多，胸前的钱塞得愈来愈鼓。大地震后这天奇热，跑 了一天，满身的汗，下午回来时塞在口袋里的钱便紧紧粘成一个硬邦邦拳头大 的球儿。掏出来掰开，和妻子数一数，竟是71元，整个“文革”十年我从来没 有这么巨大的收入。我被深深地打动!当时谁给了我几块钱，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现在事过三十年，已经记不清是哪些人，还有那些名字，却记得人间真正的 财富是什么，而且这财富藏在哪里，究竟什么时候它才会出现。
画家尼玛泽仁曾经对我说：在西藏那块土地上，人生存起来太艰难了。它 贫瘠、缺氧、封闭。但藏民靠着什么坚忍地活下来的呢，靠着一种精神，靠着 信仰与心灵。
个人对信念的恪守和彼此间心灵的抚慰是最珍贵的。
大地震是“文革”终结前最后的一场灾难。它在人祸中加入天灾，把人们 无情地推向深渊的极致。然而，支撑着我们生活下来的，不正是一种对春天回 归的向往、求生的本能以及人间相互的扶持与慰藉吗?在我本人几十年种种困苦 与艰难中，不是总有一只又一只热乎乎、有力的手不期而至地伸到眼前吗?
我相信，真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大地震的第三天，我鼓起勇气，冒着频频不绝的余震，爬上我家那座危楼 。我惊奇地发现，隔壁巨大而沉重的烟囱竟在我的屋子中央，它到底是怎样飞 进来的?然而我首先要做的，不是找寻衣物。我已经历了两次一无所有。一次是 “文革”的扫地出门，一次是这次大地震。我对财物有种轻蔑感。此刻，我只 是举着一台借来的海鸥牌相机，把所有真实的景象全部记录下来。此时，忽见 一堵残墙上还垂挂着一本日历。日历那页正是地震的日子。我把它扯下来。一 直珍存到今天。
我要留住这一天。人生有些日子是要设法留住的。因为在这种日子里，总 是在失去很多东西的同时，得到的却更多——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如果 看到了它，就会被它更正对人生的看法并因之受益一生。
第55章 在雅典的戴先生在——纪念戴爱莲
这两天太忙，各种没头绪的事扰在一起。可即便忙得不可开交时，也会觉 得一个不舒服的东西堵在心头，稍有空闲便明白：是戴先生永别我们而去了。 于是种种片段的往事就纷纷跑到眼前。
戴先生是大家对戴爱莲的尊称。戴先生对中国当代舞蹈的贡献世人皆知， 因此二十年前初识她时，深深折下腰来，向她恭敬地鞠了一个躬。戴先生的个 子不高，见我这六尺大汉行此大礼，不禁哈哈大笑。其实个子再高的人，心中 对她也一定是“仰视”的。
平日很少能见到戴先生，偶尔在会议上才能碰到她，谁料一次竟有十天的 时间与她独处。那是1996年。我赴希腊参加iov(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举办的“民 间文化展望国际研讨会”。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我被裹在许多金发碧眼和卷 发黑肤中间，正巴望着出现一位同胞，有人竟在背后用中文叫我：“冯骥才， 是你吗?”我扭身一看，一位轻盈的老太太，通身黑衣，满头银发，肩上很随意 地披一条暗红的披肩，高雅又自然。我马上认出是戴先生。让我认出她来的， 不只是她清新的容貌和总那样弯弯的笑眼，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家的气质。我 不禁说：“戴先生，您真的很美。”
她显得很高兴。她说她是iov的执委，从伦敦过来参会。她也希望碰到一个 中国人，没想到这个人会是我。
我与她之间一直有一种亲切感。这可能由于她与我母亲同岁。再一个原因 很特别，便是她的汉语远不如英语来得容易。她的发音像一个学汉语的老外， 而且汉语的词汇量非常有限。然而，语言能力愈有限，表达起来就愈直率。我 喜欢和她这样用不多的语汇，像两个小孩子那样说话，真率又开心。是不是因 此使我感觉与她在一起很亲切?
她喜欢抽烟，顺手让给我一支。我已经戒烟很久，为了让她高兴，接过来 便抽。我曾经是抽烟的老手，姿势老到，使她完全看不出我戒烟的历史。烟可 以助兴，笑声便在烟里跳动。在雅典那个漫长的会议中，她时不时从座位上站 起来，在离开会场时朝我歪一下头，我神会其意，起身出来，与她坐在走廊的 沙发上一人一支烟，胜似活神仙。
此后在戴先生从艺八十周年纪念会上，我致词时提起这事，并对她开玩笑 说：“戴先生差点把我的烟瘾重新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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