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开得慢些么?”他说得有些迟疑，甚至抓紧一旁的扶手。
“我能控制得住。”我冷冷回他，赌气般地并没有松开油门，其实死又如何。
“非得那么固执么?”他气恼起来。
谁又不是呢，我心想。
前一个晚上我坐在他的对面，就在我要张开嘴巴、鼓起鼻翼的时候，他失去了耐心，大声对我呵斥说：“不许哭，他妈的动不动就哭，我最烦看到你哭!”于是我半途收回眼泪。再往四周看看，触手可及之处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早就都已经在之前的无数次争吵中被敲光了，房间的每扇门在被反复摔过以后，所有的门锁都掉了螺丝。
浑身都疼，骨头也疼。在我们的世界里，全部都是误解和词不达意，却又偏偏想要费尽力气去说话。去说，原来是这样的。去说，我并非像你所想像的那样在思考。去说，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往艰难险阻里一路滑过去，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毫无意义的反复争吵中，我的语言表达系统早就毁坏，我从书里翻到那句话，“现在需要的是忍耐。抛掉话语，话语都会变成石子。”
我总算是受够了自己的幼稚。太疼了，骨头、心脏。人与人的近距离相处太痛苦，我们也开始质疑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相互交流这样的东西，也没有心灵相通，人人都陷在深深的孤独里。我只能用指甲死死掐住胳膊，好像痛感真的可以扼紧我的脖子一样。不要再解释到底我在说什么，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讨厌什么，我喜欢什么，毫无意义。我有些明白为什么四处撞壁，大概是因为在孤独的绝境里想要贴近心灵的举动。而如果把我们自己筑造在四周的墙壁拆除又会怎样，我们小心翼翼，谁都不敢先去动这样的念头。
我们在车里保持着死一样的沉默，有时候我想，只要他不开口，我就可以一直这样沉默下去，直到天荒地老。我宁愿是这样，便不会再被话语的尖利石头伤害到。但是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过了一会儿他柔声说：“现在可是吃虹鳟鱼最好的季节，这儿有间熟悉的饭馆，那儿的老板片出来的鱼片薄得跟纸一样，入口即化。”
“哦。”我说。
“不是一直抱怨说我们俩从来没有离开过房间么，为什么还是那么丧气。”他说。
“没事了。”我努力对着他笑了笑。
不管怎么说，我们很快就开出了乌云。再一次没有如愿以偿地死去，世界又以清透的姿态出现在了面前。其实我的心又再次变得柔软了些，而即使如此，后来想起来，大概也就是在那个冲出乌云的时刻我下了决心要离开他。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总是更残酷的那一个，也不想要再辩解，到底是什么教会了我残酷。这些都不再重要。
我们在偏僻的地方找了间客栈，走几步就能到湖边。客栈是民宅改的，因为并不是周末的缘故，竟然不见人影。阿乔唤了两声，我们又在空荡荡的院落里等了一会儿，像是被抛在了记忆之外。隔了许久，才从门外走进来一位小弟。他手里拿着盒饭，完全没有意识到会有客人光顾，一副诧异的模样。他呆呆站了一会儿，赶紧跑进后面一间小屋里拿钥匙，小屋的门敞开着，里面的电视机里在放一个香港武侠片。
“生意总是这么冷清么?”阿乔问他。
“昨天这儿还是客满的，周末的时候会热闹些，平日里没有人来。”他有些羞涩地把钥匙递给我们，转而又说，“蚊香用完了，我得再找找看。”
我先去房间里把包放下，因为沿着湖的缘故，墙壁与屋脊都透着些潮气，散发着霉味，像是回到了南方。打开窗户，院子里的植物就伸展进来，我盯着墙角一只缓慢爬行着的蜗牛看了许久，断断续续听到院子里他们俩的寒暄。他们聊起这儿的天气、昨晚的足球比赛。与我不一样的是，阿乔总是能够忍受所有无聊的对话，哦，谈不上忍受，他甚至乐在其中。最后他们总结般地说：“今天的云压得有点低，待会儿可能又得下场雨。”我隔着墙壁都能够想像，阿乔或许还抬起头来，认真地望了望天空。他总是这样的，对于一切日常都保持着煞有介事的认真。有时候我根本无法再欺骗自己，他并不如我一般享受与世隔绝，他只是被我拖入其中，没有找到解脱的途径。
我们在房间里点好蚊香以后，便去外面走走。不知不觉已经是傍晚，有人在湖里洗东西，也有炒蔬菜的香气从一些窗户里漫出来。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太一样，很快想起来，若是在平日里，这会儿正是我独自出门赶去菜场的时候，时常与摊贩们之间的寥寥数语就是我一天里说过的全部的话。有一回卖鱼的摊儿来了个面生的男孩，给我捞鱼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臂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我差点儿就忍不住要开口问，你的手臂怎么了。又把话吞回去，总归不是很想承认自己的孤独。所以此刻与阿乔拉着手，走在其他人生活的场景里，竟然感觉有些，生疏。
经过间小小的道观，一位穿了褂子的男人坐在门口摇扇子。阿乔驻足看了两眼，扭头问我说，要不要试试看。我摇摇头。
“算一次多少钱?”他执意往里面走。
“愿意给多少都可以。不给也没有关系。”男人说。
“你能在外面等我一会儿么?”他看看我，其实也不是在征询，然后就跟着男人走进里屋，拉了层帘子，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没有告诉过他，我去算过一次命。同事间早早相传有个算塔罗牌的女人很神，我从他们那儿要来地址。她住在半间四合院里，像几乎所有算命的人一样，养着只灰色的暹罗猫。我从路边买了些水果与鲜花当做礼物，但心里其实对于结果并没有抱什么太大的期望。只是当时的走投无路感过分强烈，面对前方的道路也彻底丧失了选择能力。
她坐在我对面，让我在心里慢慢想清楚那个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想了一会儿，试图回到事情出了错的地方，但其实根本无法从过往的记忆中理出头绪来。所以我干脆想了个简单明晰的问题，三个月以后我会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奇怪的是，虽然记住了问题，如今却想不起来当时摸到的牌究竟是哪些，也想不起来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大概只是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而已。我心里也并没有真正做好一个寻求确切答案的准备。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交谈，对我来说，这是很少见的与陌生人之间的交谈。夜深以后，我们都疲惫不堪，她从蒲团上站起来，问我要不要吃些面条，她说她做的西红柿打卤面极其美味。我非常饿，便也没有推辞。于是她去厨房里打蛋，切西红柿，再剥几颗大蒜在油锅里爆香，动作都是心定气闲地一气呵成。一边烧开水煮面，一边随手在水龙头底下洗两株油麦菜。她对我解释说这也是她母亲最爱做的面，明明是一样的做法，但做出来的味道却会非常不同。她喜欢把西红柿用小火炖得更酥烂些，汁水也收得更黏稠些。
所以在等待收汁的时间里，我们就站在厨房里聊了会儿天。我没话找话地问她是不是每天都自己做饭，她说差不多，有时候她弟弟也会住在这儿，他也喜欢做饭，做的面条又是完全另一种滋味。接着她说起她的弟弟来，她说他俩小时候没在一块儿长大，弟弟被父母带在身边去了城里生活，她自己则跟奶奶一起住在山上。那会儿她在山上养着头小鹰，会站在她的肩膀上，跟着她去上学，神气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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