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兄弟，你听我说，现在这个世道确实不太好，兵荒马乱的。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都是表面的，暂时的——你杀过人没有?
杀过，他说。而且我杀的那个人样子和你很像，他差一点脱口而出。确实很像，老张的穿衣打扮，举手投足都像极了北方来的朋友，他在刚才进屋之后为此走神恍惚了很久。是因为他们都长得差不多吗?没想到当初在坑里拍出那一堆肉泥还能派上这样的用处。
他便开始为老张做事，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此后多年，当他的同乡或是前辈为了存亡拼尽全力时，他躲在城市里，依照老张的指示做着一些自己也并不真正理解的坏事，若干年后才算领悟过来。而当他们工作日益繁重，需要新的人手时，他想到有一个人会和老张合得来——他将表哥请到了上海。
老张讨厌表哥的粗俗，无奈缺少打手。很快表哥就在上海因无端却常常有效的残忍暴虐成名，不久被老张的更为神秘莫测的老板看上，要调他到北方去。这其实正合老张的心意，他早已不喜欢两个表兄弟同时在自己身边做事。老张打了报告去上峰处游说，说上海于国内之重要，得一人才之不易，如何一日不能无此人云云。对方接报后果然立即回电，请他体恤中枢，让要的人即日赴北方，同时会拨来款项多少多少以供兄弟运筹等等。
表哥便去了北方。妈的，北方，他对北方的唯一领悟只来自被他亲手杀死的北方朋友——他对北方有不好的记忆，对表哥的北方之行也有不好的预感，但什么也没说。民国三十二年上海的天空阴晴不定，虽然日本人明显步入颓势，但局面却并未改善，似乎还显得更糟，一切都更加纷乱复杂。
这样的纷乱复杂又持续了两年，气氛越来越诡异，就这样到了民国三十四年，日本人走到了尽头。上海一片欢腾，他穿过庆祝的人群，突然想起杜先生的妹夫，那个喜欢卖弄上海话的日本人。他的上海话确实比大多数成年后才来沪的哪怕是江苏人浙江人都说得更好，他看起来不像是个贱种，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蒋先生在电台发布了简短的胜利演讲。蒋先生说，正义必将战胜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证明。正义真的存在吗?他坐在桌边，坐在她的十字架下听着收音机想着。他没有喜悦，老张也没有。在老张的内心深处，他感到现在的时间不是最理想的，略早了一点。
老张近来频繁地离开上海到苏北去，到皖南去，并未带他同行。他隐约感到要发生什么，但福祸不知。看到他这样心绪不宁，她有时会壮着胆去问，他当然什么都不会说，她能懂什么呢?他想。她便也变得敏感，变得福祸不知，除了忐忑度日，还能做什么呢?和从前一样，她只好再去求助十字架。
十字架的魔力是从1946年开始逐渐消失的，随着他的地位越来越高，终于把对她的嫌弃表现了出来。虽然他认为自己内心也痛苦纠结，但这不过是演给自己看的。他对她冷淡，偶尔对她发火，但此时还没打算弃她而去，他忘不了过去。
这一年他跟一个北方女人上了床，作为女人，她实在乏善可陈。她留着齐肩短发，膀大腰圆，让他想到了老家的矮婆娘。她脚上竟然也是双红袜子——老张长得像北方客，这位又穿着红袜子，他思索着这里面的联系或者没有联系。
她耻笑他，你怎么能跟只鸡在一起呢?她问他，你家里那只臭鸡美不美?他稍稍点了点头。她从床上一跃而起，你觉得我长得很丑对不对?他没有回答，她光着屁股从床上起来，去破烂五斗柜里拿出一把枪，走到他面前拉起枪栓。他以为她会一枪打死他，但她走到窗口，打开了窗户。
你现在过来指给我看，说哪个是美的，老娘一枪打死她你信不信?他当然相信，这算不了什么。她手握钢枪在窗口继续看了一会儿，大概觉得哪个也算不上好看，哪个也不配她开枪，便消了气走回床边。
智慧与道德都是上古和远古的事，我们仍身处争于气力的今世，那就去他妈的吧。他终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四马路。她独自一人，面对着她的十字架，心想鸡终究是鸡，这九年不过梦一场。她想起了老张当年对她说过的话，自己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
她的梦魇终于站在眼前，可是天并没有塌下来，至少她确定自己不会去死，自暴自弃中重拾旧业恐怕是现在最合理的选择。虽然她比从前更放荡，却再要不上从前的价钱，她并不在乎，不过是为了一口白米饭。她的十字架仍然陪伴着她，亲眼见证过她的灵魂如何找到接着又如何失去的十字架静静地挂在墙上的老地方。即使到了现在，她仍然信任它。
直到四年之后的一个深更半夜，她的房门突然被一群人踢开，几十个壮汉冲进了她的家。这是哪年哪月也没有发生过的事，她穿着睡衣被人直接从床上拧起来，虽然毫无反抗能力，但他们仍反扭着她的胳膊将她架下楼。他们在楼梯上跳着，她的头在身体的最前部，几乎贴着地面，常常撞上，像一架俯冲坠毁前的飞机。
他们唱着跳着笑着，他们又唱又跳又笑——她被扔进一辆挤满了人的卡车里，来人砸烂了家里的一些东西，包括她的十字架。现在，她真的是孤身一人了。
他没想过这辈子还能见到黄老板。那是1951年的冬天，经过多年的秘密工作之后，他奉命再回街头，去观察此时复杂的市井，并在必要的时候，在混乱蔓延之前，给予干预疏导。此时的他被赋予惩戒的特权，又是初冬，类似他多年前往返于茶楼和亚洲旅店时的天气，或者还要再冷一些。
他穿了一件军绿的上衣，戴着同色帽子，那是老张再次新婚的更年轻的太太刚刚送给他的礼物。他背着手在静安寺周边的马路上踱步，这是他新学的走路方法，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表情严肃，像威严的鸭子或鹅。所到之处，识相的人都恭顺地退至一边，用心感受他一脸的冷酷。
他在街角倒马桶的地方远远就看见了黄老板，一身粗布棉袄棉裤。他上了年纪，看上去与死人无异。他感到不安，当年毕竟拿过他家的工钱，心里像是矮了一截。他本能地想要回避，忘了黄老板才不会见过他这样的事实，别过头转身向相反的里弄走去，走了半截想想不对，于是转身走回去，走到更近的地方对着黄老板。
他抬头看了他一眼，并没有特别的反应，他原本就没见过他，并不认得，便低头继续摆弄他的粪桶。他看得讨厌，扬手将还剩下半截的香烟弹到了粪桶里，升起了难以察觉的一点儿奇怪的烟。黄老板并无表示，茫然地看他一眼便挑起粪桶走掉了。看着黄蹒跚的背影，他相信自己真的出息了。
他还碰到过其他人。也是在这个路口，一辆绿皮卡车拉着等待处置的鸡从眼前经过，他看到她在车里，愣在原地。
1946年以后他就没再见到过她，也不常想起。她发型变了，与其说是剪了头发，不如说是头发被成片地连根扯掉了。她和其他鸡挤在一起，脸上有淤青，大概常常被打。
在车的颠簸里，他偶尔能看到她的脸。她灵动的眼睛去哪儿了?只剩下了两个黑黑的洞。他知道自己只需稍稍示意，类似打一个响指这样的小动作，卡车就会马上停下来。他甚至不需要理由就能截下她——他可以搀扶她下车，将身上的外套脱下来给她披上，带她回家，给她洗澡，擦拭伤口，给她吃饭，慢慢疗伤。他会治愈她，就像她曾经对他做过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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