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危机：英国历史上的“钱荒”
“钱荒”一词近年大热，貌似很时髦，其实不新鲜。
所谓“钱荒”，实质上是流动性紧缩(liquidity squeeze或liquidity crunch)，可谓金融史上的常态之一。按照学者朱嘉明的观点，“中国自汉朝以降，直到清末，‘钱荒’不断。长期以来，人们对钱荒的理解过于简单化，以为是铜钱的币材供给不足或流失所致。其实，钱荒的核心问题是以铜钱为主体货币形态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或者说，货币供给滞后于需求的反应，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对货币的需求”。[36]
货币供给滞后于市场的需求，在金银本位时代尤其明显，因为天然受限于金属的产量，尤其在时局变化之际，前人对于通缩之苦比起时人更有切肤体会。更进一步考察，其实何止中国钱荒不断，即使金融体系发达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也曾多次遭遇钱荒。
钱荒最考验谁的应对能力呢?谁又能拯救钱荒于水火呢?在1682年的一篇书面对话中，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也曾经对“钱荒”提问，什么药方适合货币的缺乏?对应的回答则是，必须建立一家银行。
不过，市场流动性冻结之时，一家银行恐怕不够，除非是英格兰银行。一般银行往往状况堪忧，甚至分分钟可能面临挤兑倒闭危机，恐慌的传导强过瘟疫，此时就不能不谈到作为“银行的银行”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作为全球中央银行始祖之一的英格兰银行。不过，作为一家私人银行的英格兰银行，面对市场诉求，如何回应呢?
资本主义带来了繁荣兴旺，同时也带来了伴生的经济危机。经济的扩张意味着各类金融创新的兴起，也意味着各种危机丛生。
历次危机中，1825年对英格兰银行影响或许最大。这甚至被认为是英国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股票下跌，多家银行倒闭，英格兰银行也深陷危机，黄金储备从1824年底的1 070万镑降至120万镑。
1825年，面对市场诉求，英格兰银行被认为极不情愿地采取行动，限制贷款的行为使得市场信用几乎停滞，“整个英国24小时不分昼夜地处在一种易货交易状况”[37]，虽然英格兰银行在此后三次恐慌中都采取了行动且快于1825年，但是其严重错误在于：没有公布在那样的非常时期需要什么样的担保品才能获得那些必须提供的贷款。
也正因为此，之后爆发1837年等危机的时候，英格兰银行反应就迅速得多，事实上它也充当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尽管可能不那么心甘情愿。坦白说，这也不能完全责怪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对于自身的义务并无太多意识，即使当时的政府也认为那只是英格兰银行的事，甚至只是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事。中央银行的调控目标对于一家私人机构来说还很陌生，尤其在19世纪——防范道德风险以及保障流动性对于现代央行尚且是难题，何况对于当年的英格兰银行。有人如此评价英格兰银行在1825年危机中的表现与困境：“有时不能打破现有规则及惯例，但有时又难以安全地坚持现有规则与惯例。”
[36] 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台北远流出版，2012。
[37] 《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白芝浩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金块辩论：货币主义vs凯恩斯主义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英格兰银行货币发行工作并不顺利，金德尔伯格甚至认为在19世纪英格兰银行发出的银行券不仅没有改善货币供应，反而使得货币供应更差。事实上，银行券的法律地位虽已确立，但仍在19世纪引发反复讨论。
正如前文所谈，银行券的法律地位在18世纪末被界定，伦敦商人也不打折扣地接受银行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一劳永逸，尤其在危机多多的19世纪。作为纸币的一种，银行券问题永远在于其信用备受质疑。随着英国汇率在19世纪初期下降，银行券继续贬值，黄金则日益升值，通货膨胀和今天一样成为19世纪初期英国人的重大国计民生问题，引发多次辩论。
从当时的历史状况来看，在战争夹击之下，货币有时过度紧缩，有时过度宽松，通货膨胀严重，黄金价格起伏不定，对应的纸币价格也起伏不定。1810年，英国甚至为此成立了金块委员会(Bullion Committee)来调查英格兰银行在其中的作为。
当时存在两种主流声音，一种认为银行券背离黄金价格是因为发行过多，而且银行停止兑现，而另一种认为纸币是按照社会需要进行发行，银行券不兑换也不会发行过多。
这一场著名的论战被称为金块辩论，要点不仅在于银行券或纸币的发行，更在于银行券是否应该无条件兑现。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在不同阶段各有优势，第一种意见是所谓金块论者或通货主义，第二种则被认为是反金块者或银行主义。英格兰银行行长约翰·惠特默1810年在金块委员会的证词就充满了过度自信与同义反复，宣称当年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数量和大众需求量完全相称，而且考虑了所有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
不过，经济学家李嘉图属于前者，甚至在他的呼吁影响之下，银行券曾经一度恢复兑现，但随之而来则是1825年危机等几次兑付危机。最终妥协的结果，是在当时英国首相皮尔(Sir Robert Peel, 1788—1850)力主之下，1844年出现了《皮尔条例》，一方面统一银行券的发行，除英格兰银行外，在条例颁布以前，已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其发行量不得超过前12个星期的平均发行量，另一方面限制银行券数量，建立银行券发行准备，英格兰银行只能发行1400万英镑的无黄金准备的银行券，超过这一数量的银行券发行都要有百分之百的黄金或白银做准备，而且白银不得超过20%。
这一政策一方面肯定了英格兰银行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也为银行券也就是英镑价值稳定奠定基础，但是过于恒定的货币标准，实际上也使得英格兰银行在非常时期无法提供足够流动性。比如大萧条时期，“钱荒”的结果必然是危机的扩大化。
作为那个时代最睿智的货币观察者，《经济学人》总编白芝浩认为英格兰历史上数次危机中，最值得一谈的是1825年发生的第一次恐慌，1793年与1797年则由于过时而难以学习总结教训，他甚至极力淡化1844年条款(《皮尔条例》)的束缚对英格兰银行处理此后三次恐慌的影响。他认为恐慌初期，英格兰银行没赶上被束缚，到了恐慌末期，束缚又已经排除。[38]
白芝浩的著作《伦巴第街》中对于货币的论述迄今仍旧堪称经典，他指出存放在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不仅是伦敦，甚至是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所有银行的准备金，“一国银行业的最终准备金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为满足某种必需的用途而保留的，其中一个用途就是满足由国内恐慌导致的现金需求。解决国内信用缺失导致的资金流失的最佳办法就是无约束地发放贷款，防止衍生破产的最好办法就是阻止导致衍生破产的原始破产。恐慌造成流动性匮乏，信用过程陷入瘫痪。如果恐慌的过程伴随着资金外流，那么在提供贷款的同时应该提高利率，与此同时应该试图向公众传达资金充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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