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英国辉格党诞生于17世纪末，在19世纪中叶演变为英国自由党，拥护议会制，多为新教徒。1679年，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背景是否有资格成为英王导致议会分歧，一批议员反对詹姆斯公爵的王位继承权，“辉格”(Whigs)可能是“Whiggamores”(好斗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缩写。
[29] 英国保守党的前身，1679年成立的托利党(Tory)，1833年改称保守党。
[30] 转引自加尔布雷思(2007)。
[31] 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
从银行券到纸币
危机之中，英格兰也面临挤兑，却始终不曾破产，诀窍在于，英格兰银行采用了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在18世纪的数次挤兑风潮之中，面对兑换的要求，英格兰银行故意放慢支付行为，往往以较小面值的硬币支付银行券，同时又用“赢得的时间”召集伦敦商人表态愿意接受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从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日起，出售银行券牟利就被视为一个重大动机。银行券是当时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算是钞票的前身。早期的银行券往往可以随时兑换黄金，比起汇票更为便捷，都是由私人银行发行，并且有多家银行加入发行。与之对应，发行银行券的银行也需要有相应的黄金储备，并不是如同今天印刷钞票即可，因而，资信良好的银行券更受欢迎。马克思显然也是一位热衷谈论货币的狂热者，他的文章多次讨论英格兰银行以及银行券等，他曾经如此总结：“只要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货币，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就绝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
在历史的进程中，银行券日后衍生了钞票、法币。18世纪的英国尚无如是认识，当时有超过200家银行发行银行券，但是数额、面额甚至信用都无法和英格兰银行比肩——私人银行往往更为进取，但是银行券的发行往往难以保持克制，最终以挤兑破产收尾。
英格兰银行最开始主要是为政府服务，从事汇票、本票等普通银行业务，由于其资信良好，他们的银行券大受欢迎。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最初面额不菲，一般限定在伦敦地区，也不是寻常的零售方式，往往是作为大额交易中黄金的替代品。尽管英格兰银行资信良好，但它的利润和大多数银行一样，依赖于公众对其发行银行券的自愿接受和流通，这意味着当有人需要兑换银行券时必须给出回应，即使在危机时刻。
到了1797年，形势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法国人即将登陆的传言令各银行难以为继，不得不暂缓兑付，索性由政府出面做决定，而皮特首相不得不出台法案，在忐忑之中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后果如何呢?按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叙述，少年得志的皮特素来自信，但也生怕这一法令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结果却令人意外，不仅一天之内就有1 140名商人签署了愿意接受银行券的声明书，同时《银行限制法》也由原定的六星期变为实施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期间一切运行正常，“拿破仑战争期间居留英国的一名法国人甚至说，所有这些年头，他未见过一枚金畿尼。一场本身特别难以支持的危机就这样度过了，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银行券原则上没有任何担保，但照旧流通，与铸币的比价保持不变，至少直到1809年至1810年间是如此。”[32]
用纸币将法国搞得天翻地覆的约翰·劳曾说：“没有货币，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动员人民、改进产品、促进制造业和贸易。”但是，他只是看到纸币创造财富的一面，却没有看到纸币毁灭财富的一面。英国人的实验则通过私人银行券将“纸币”驯服。
英格兰银行的一小步，最终造就了金融史的一大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仅恐慌在千钧一发之际止息，同时英国人接受了纸币。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金属货币，现代意义上的纸币开始流通，这是金融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不可否认，纸币虽然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但是其大范围的接纳却是始于英格兰银行的系列实验，这对于人类文明带来革命性的意义。约翰·劳的苏格兰老乡、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纸币对于经济远远不是方便那么简单，而是再造了经济的空间与要素：“在任何国家流通中的，并使土地和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借以流通并分配给适当的消费者的金银货币，都是死的存量。货币是一个国家资本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给国家生产任何东西。银行明智地用货币代替大量金银，使得国家能将大量这种死的存量变为积极的生产性存量。在任何国家流通的金银可以恰当地比作公路……用一个极端的比喻，银行明智行动……提供了一种空中通衢。”[33]
值得注意的是，伦敦进行的一切金融实验甚至不完全依赖权力强迫，很大程度上基于英国公众的自由选择。经济学家早就明白货币的广泛流通并不等于说是合法流通，但是当年在伦敦没有人是出于被迫而接受纸币，伦敦的商家“不打折扣”地继续接受这些纸币。[34]
除了爱国之心以及公民责任，英国民众的支持更多源于他们对于政府以及国家的信心，这种信心源于英格兰银行等机构的稳定经营，也基于英国政府承诺的稳定性，这是对于英国体系的信用投票。也正因此，银行券保证金并非金银，而是全英国“巨量的劳动产品”，英国“用它制造的工业品和它的转口贸易取得的收益向它的欧洲盟友提供数额惊人的资助，从而使他们能打败法国，维持一支在当时叹为观止的舰队以及庞大的陆军，从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扭转局势，使拿破仑陷入困境”。[35]
信用有价，金融核心就是信用，正是这种信任，反过来不仅促使了纸币的诞生，也使得英国在欧洲与法国对抗中扭转战局，进一步为英国的称霸奠定了基础。历史学家评价，任何别的国家在那个时代都没有能力做同样的事。
[32] 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 》，1993。
[3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
[34] 里瓦尔，2001。
[35] 布罗代尔，1993。
第二部分
19世纪：金融革命vs英国崛起
我们搬走了大山，并将大海变为通途;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我们向粗野的自然挑战;用我们不可阻挡的机器，永远胜利地前进，并满载战利品而归。
——《爱丁堡评论》(创办于1802年)
一切商业交易中，信用第一。
——英国作家狄更斯《德鲁德疑案》
英国议会在1844—1845年讨论“皮尔条例”的一次辩论会中，格莱斯顿曾经说过，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19世纪的重点仍是英国。英国在16世纪还是一个毫无冠军相的欧洲国家，却在18世纪领跑，19世纪崛起登顶，原因在于制度创新，金融方面功不可没。经济的扩张意味着各类金融创新兴起，也滋生各种危机。英国在1825年再度爆发危机，这甚至被认为是英国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发端正是从货币开始。英格兰银行深陷其中，却也由此开始直面其作为中央银行在危机中所应承担的责任，那就是探索在危机之中提供流动性。英格兰银行在19世纪的诸多贡献，对应着几个世纪的诸多金融创新，英格兰银行挺过1825年、1847年、1857年、1866年等危机，探索了一条从一家私人机构到中央银行之路，其中有什么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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