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流行的《美联储》一书中，一位终身反对美联储的众议员曾经宣称“美联储就是一个十足的怪胎”。书中接着援引供职美联储近30年、担任达拉斯储备银行行长及美联储委员的菲利普·科德韦尔(Philip E. Coldwell)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说，美联储会把自己看作是美国政府。但有些时候，避过某阵风头之后，它又不把自己当作是政府。”
所谓“怪胎”，就在于是其官方与非官方的模糊与暧昧。作为美联储模板之一的英格兰银行，在其历史上也一直面临类似纠结。从诞生之初种下的“特别”，也为日后英格兰银行的命运打上了烙印，中间的暧昧以及扭曲也造成了一连串的故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特别”可以带来好处，但有时候也意味着责任。
也正因此，19世纪伟大的金融总编白芝浩就在其巨著《伦巴第街》中指出，“英格兰银行不但是金融公司，而且还是一家由辉格党创立的金融公司”，但他同时也承认，英格兰银行在他的时代可谓世界上离党派政治最远的机构。正是这样一家机构，开创了现代纸币大规模应用流通的先河。
[27] 约翰·H·伍德著，《英美中央银行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1720年：南海泡沫与约翰·劳
终于/腐败像汹涌的洪水/淹没一切/贪婪徐徐卷来/像阴霾的雾霭弥漫/遮蔽日光/政客和民族斗士纷纷沉溺于股市/贵族夫人和仆役领班一样分得红利/法官当上了掮客/主教啃食起庶民/君主为了几个便士玩弄手中的纸牌/不列颠帝国陷入钱币的污秽之中
——亚历山大·蒲柏
18世纪的历史仍旧波澜不断，无论是1720年的南海泡沫，还是1745年詹姆斯二世孙子入侵事件，抑或1793年拿破仑战争，伦敦都是风波中心，政治事件都引发了金融危机。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内外战争都开始升级，中南美洲等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与欧洲大陆西班牙继承权等纠纷纠缠在一起，使得18世纪战争不断，而英国可谓当时反法联盟的主力。18世纪的战争需要融资，任何有政治抱负的政治经济人物都致力于“宫廷理财术”。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来自苏格兰的逃犯约翰·劳(John Law)获得机会，他在法国的纸币实验如火如荼，金币甚至有时不如纸币枪手，法国的庞大债务神奇消失了，经济出现繁荣景象。这也深深刺激了英国，导致了英国追随其后，拓展了新的融资渠道，南海公司就是其中一个尝试。18世纪的南海泡沫值得一提，这场空前的危机与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及1929年美国股票危机，被后世称为“三大著名投机风潮”。
一切经济纷争的背后都离不开党派政治。众所周知，英格兰银行是一群辉格党人[28]创立的，其党派特色在早年一直挥之不去，而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则得到托利党[29]支持，在18世纪初期托利党上台期间，面对上千万英镑的政府债务，南海公司作为政府融资工具应运而生。南海公司备受重视，记者丹尼尔·笛福等名人也为其摇旗呐喊，不仅在于它被视为对抗英格兰银行垄断政府融资的手段之一，也被视为打击辉格党的重要手段。当时英国国王是乔治一世，他是来自汉诺威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其父母分别是汉诺威选帝侯奥古斯都和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索菲亚。因为威廉三世与安妮女王无子，索菲亚又早逝，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乔治阴差阳错继承英国王位。可以说他的继承颇为意外，他本人母语是德语，一直以来对辉格党人并无好感，这对于托利党人颇为有利。
所谓南海，就是指南美洲，南海公司获得英国与南美洲等地贸易特权。随着与法国停战达成，南海贸易障碍扫清，南海公司承诺以南海公司股票接收全部国债，这本来是英格兰银行的领域，英格兰银行此前本来也有对应方案竞争。但是在两家博弈之中，南海公司通过舆论造势、贿赂议员、优惠利率等方式胜出。当时诸多资金本来就苦于没处投资，而政治上也有托利党为之呼喊，导致南海公司主导了走势，英格兰银行退出竞争。
当时英国上下陷入南美洲贸易狂热，似乎觉得对岸遍地是黄金与机会，因此，南海公司股票价格持续上涨，而股票价格的上涨又鼓励了民众官员继续投资南海公司。投机狂潮之下，南海公司股票气势如虹，在半年间从每股128英镑涨到1000英镑，从国王到议员都参与其中，上涨势头锐不可当，“政治家们忘记了政见，律师们忘记了本行，批发商们忘记了生意，医生忘记了病人，店主忘记了自己的商店，一贯讲信用的债务人忘记了债权人，牧师忘记了布道，甚至女人们也忘记了自尊和虚荣!”[30]
牛市猪会飞，南海公司作为风口的猪刺激了不少同辈，不少公司也尾随其后，泡沫滋生，这导致1720年6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泡沫法案》。这一法案成为南海泡沫的转折点，南海公司的业绩开始受到怀疑，国外投资者开始抛售，从此股价走低，打回原形，最终于1720年底进行清理资产，其实际资本所剩无几。
和所有泡沫一样，南海泡沫最终也不得不面临破灭的一天，建立在幻想之上的业绩难以维持。南海泡沫洗劫了英国不同阶层，即使伟大的物理学家与皇家铸币厂长牛顿，也在南海泡沫投资颇多，他小赚一笔之后亏损颇多，不得不感叹，“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
几乎同时，约翰·劳在法国主导的密西西比泡沫也走向了破灭。约翰·劳从荷兰的经验看到货币的魔力，却将纸币的魔力发挥到极致，在没有足额准备金的情况下滥发纸币，开始阶段纸币增加，股票上涨，但是到1720年1月，通货膨胀从1719年的4%上升到23%。人们发现纸币的面值已经超过了全国金属硬币总和，股票开始暴跌，约翰·劳再次出逃，不到10年就潦倒死于威尼斯贫民窟。
18世纪上半叶的两次金融创新，分别在英法以失败告终，这不仅掀开近代金融危机的系列开端，更留下各种后遗症。马克思评价约翰·劳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约翰·劳导致了法国之后一两百年都很避讳银行这个词，甚至法国财政也从此一蹶不振。路易十六在1780年进行税制改革也是因为国王濒临破产，谁知道其结果竟然导致以平等自由开始、以革命独裁结束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就是一个有着隐微联系的万花筒。
至于英国，其股票市场也被认为花了一个世纪才走出南海泡沫阴影。关于南海泡沫得失的讨论已经太多，究其根本，还是人性的贪婪与健忘一次又一次地主导泡沫的诞生与发酵。正如金德尔伯格所言，欺诈者与受害者的关系从精神病学角度是捆绑的共生关系，“又爱又恨、互相满足并相互依赖的关系”。
更进一步，南海泡沫被认为充分暴露了18世纪的时代通病，“贪婪、欺诈与歇斯底里”[31]，但它不是结束，而是新时代的开始，这是通向一个躁动不安的更广阔的18世纪中叶的开始。但这场泡沫并非没有赢家，英格兰银行就是其中之一，一些辉格党人也利用对手的失败赚到政治资本。当南海公司锐不可当之际，英格兰银行甚至辉格党都处于下风，南海泡沫之中，英格兰银行也面临银行最大风险之一——挤兑，据说当时英格兰银行用数零钱等拖延战术化解了挤兑。南海公司最终的沉底失败，给予英格兰银行不少机会，这些变动不仅考验了英格兰银行，而且使得日后面临危机之时，英国各地开始接受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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