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钞者_徐瑾【完结】(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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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瑞士看央行困境

  2015年不太平,新年国际资本市场第一只黑天鹅来自瑞士央行。

  1月15日,瑞士央行宣布放弃1.2的欧元兑瑞士法郎汇率下限,同时降息至–0.75%。这一举措出乎市场预料,因为此前不久瑞士央行行长乔丹还信誓旦旦地保卫这一比价,消息一出,市场措手不及。一时之间,欧元大幅下跌,欧元兑瑞士法郎大跌13.5%,瑞士法郎兑美元则上涨超两成。华尔街投行损失惨重,甚至有外汇经纪商因此申请破产,不少外汇交易员称之为“大屠杀”。

  瑞士央行这一举措让其信用度大打折扣,而瑞士本身也深受其害,无论短期还是中期。先说短期,在政策推出当天,瑞士股市大跌,跌幅一度接近10%,当天造成上千亿瑞士法郎市值蒸发,金融行业更是深受其害;从中期来看,强货币对于一个国家并非福音,尤其是对出口行业,瑞士央行这一举措使得瑞士企业很受伤。瑞士主要产业是钟表以及旅游,瑞士法郎上升对于出口相当不利,斯沃琪集团首席执行官就放话表示瑞士央行的行动是一场“海啸”。

  尽管如此,一切行为背后都可找到理性解释,瑞士央行的自杀式“雷霆手段”也有其苦衷。三年半前,瑞士央行强行将瑞士法郎与欧元挂钩,但随着欧元动荡,瑞士接近2%的经济增长在欧元区可谓一枝独秀,这也意味着瑞士法郎的实际内在价值相对欧元出现升值,导致资金不断流入瑞士,这也使得瑞士央行不得不一直买入欧元以压低瑞士法郎汇率。在过去1.2的比价之下,瑞士央行由此成为卖出瑞士法郎买入欧元的主要对手。

  瑞士央行固守欧元兑瑞士法郎1.2防线,令瑞士法郎被认为是避险货币,波动很小,表现稳定,然而风平浪静之下其实隐含着不稳定。随着欧元不断升值,瑞士央行不断买入欧元资产,而其购入的欧元直线上涨,这甚至导致外汇储备占瑞士GDP比例高达70%,而三年前这一比例仅仅为30%,其中欧元比例为45%左右,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这一比例对于一个小国家而言风险过大,而瑞士央行又是一家上市公司,因此自身也有考虑,面对欧元的贬值预期,一方面,如此高昂的外汇储备难以承受;另一方面,如果未来欧洲QE继续扩大规模,那么对于瑞士来说,负担将更重。因此,瑞士央行选择突然手段结束挂钩不失为自保之策,可谓“长痛不如短痛”。

  瑞士央行变脸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即将推出,瑞士央行只是先发制人而已。这一次市场动荡背后,不仅昭示了主要央行的各自为政,更反映了欧洲内部经济政治的分裂。目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一直力主量化宽松,这也意味着央行可能买入欧元区各国国债。这对于希腊甚至西班牙来说可谓利好,比如西班牙国债一度大受追捧,收益率跌至1.66%;但是德国等主张紧缩的国家坚决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这一举措无疑使得欧元区步入过去寅吃卯粮的老路。

  如此拉锯之下,不仅欧元区量化宽松规模扩大一直没有落实到位,反而充满不确定性,市场各方也深受其害,未来很可能还有其他黑天鹅。

  经济萎靡之下,全球央行竞相宽松,从美国到日本,如今欧洲也即将加入量化宽松的队伍。欧元区2014年12月CPI终值同比下降0.2%,这意味着欧元区正式进入通缩,这是五年以来的首次,为量化宽松的推出营造了舆论声势。欧洲央行量化宽松已箭在弦上之际,很多共识仍旧没有达成,市场预期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购买债券这部分很可能下放到各成员国央行。可以预计,在全球量化宽松混战中,瑞士央行只是第一个退出者,肯定还有后继者。

  全球经济低迷之下,低油价带来的福利也难以抵消增长乏力的阴霾,宽松货币政策总被认为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5—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中国则被下调了0.5个百分点。对比之下,因为欧洲央行即将推出量化宽松的预期,欧元区2015年经济增长预期仅仅被下调0.2个百分点,可见欧元区的量化宽松是众望所归。

  对于经济低迷,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评价全球增长前景过于缓慢脆弱、不平衡,而IMF的政策建议包中,一如既往包含呼吁放松货币政策。问题在于,货币宽松真的有用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量化宽松拉动经济的作用其实远远不如人们预期的那么大。在危机之中,货币政策放松可以拯救金融机构不致倒闭,但是在日常经济周期中,货币政策对于改善经济表现回天无力,即使对于改善通缩恐怕也难以奏效——别不信,看看日本央行与通缩对抗20年的痛苦经验就可得知。既然如此,为什么财经政要还是在呼吁货币宽松?在我看来,这或许主要源自政治家们得做点儿什么的恒久心态,而货币似乎是最容易的部分。

  欧洲央行走向国际最后贷款人

  瑞士央行的突然发难,针对欧洲央行2015年的量化宽松,往深里追究,则对应着欧洲央行在欧债危机中的历史转变。

  早在2010年,欧洲央行的角色已经出现转变,危机给予其机会。当时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为金融市场稳定四处奔走,“它撑起了欧洲银行业体系的大半江山;它在国债市场采取了干预行动;它推动银行公布‘压力测试’的结果,并获得了成功;针对面世11年之久的单一货币,它提出了大胆的政治改革建议。与此同时,它的掌门人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游说政界人士采取紧急行动,并重视财政纪律”。

  从当时《金融时报》如此描述特里谢的角色,就可认识到欧洲央行影响力增加是危机对欧洲的最显著改变之一。反过来说,欧洲央行影响力增加的另一面,其实也是欧洲央行去德国化主导的转变。欧洲央行总部设在法兰克福,过去大致由德国主导,是一家专注通胀的保守甚至乏味的机构,如今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欧洲央行似乎变得无处不在。

  再往后,随着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分歧愈加明显,德国人接替法国人特里谢的计划也落空,最终是意大利人出面,事实证明,这位比前任更加出色。在混乱之中,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不仅使得欧洲央行作用扩大,他本人也被视为是拯救欧元的人。

  他反复强调在欧洲央行职能范围之内竭尽所能保卫欧元,并且频频向欧洲领导人喊话,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欧元的愿景:“我们必须一起为欧元指明一条前进道路,即我们10年后的愿景是什么。”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央行中德国的影响力已经被削弱,欧洲央行更多介入金融稳定,甚至在2015年终于迈出量化宽松的一步,但是这还不够。

  从往昔的通胀守望者到如今的欧元拯救者,今天的欧洲央行可能已经和欧元设计者以及其奠基者的初衷有所背离。可是世界毕竟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了,这是危机的时代,危机需要欧洲央行承担更多责任,这也是全球央行的大趋势。

  不可否认,金融危机暴露了欧洲金融系统的短板,市场普遍认为今后欧洲金融体系将会出现新变革,共识之一在于欧洲央行的地位显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欧洲央行的大动作之一是2012年宣布建立银行业联盟,该动议赋予了欧洲央行对欧元区银行进行集中监管的权力;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宣布“资本市场联盟”动议,并将其视为推进欧元区非银行融资发展的努力。彼得森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布勒哲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维纶认为,欧洲央行的银行业政策和欧盟委员会的资本市场立法最终将重塑欧洲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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