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者的背景都是基于欧元区银行系统缺乏统一监管，因此欧元区金融系统也做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在中短期加强银行系统监管，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从长期培育资本市场，降低对于银行的依赖。话说回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其说像美国，不如说更像欧洲，那就是更依赖银行体系而不是资本市场，即所谓“主银行体系”。
在财政以及货币协调之中，欧洲央行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一起，勇敢承担其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角色，这将继续是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Troika)未来的使命之一——这不可忽视，国际社会要从大萧条历史中汲取足够的经验教训。
金融危机改变中央银行
时代变了，量化宽松不仅成为常见做法，而且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背书。
2015年2月10日，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会后公报表示赞同在必要时动用货币及财政政策来消除经济陷入停滞的风险，这事实上表示成员国对宽松政策的做法表示了支持。这一立场和过去的传统立场大为不同，以前一国一旦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由于宽松容易导致货币贬值，很容易被批判为“以邻为壑”的不友好政策，因此在国际社会并不讨好。
此一时彼一时。金融危机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央银行家的思维。除常规的保持低通胀以及保持就业的目标之外，以后中央银行不仅要去追求刺激增长，甚至还要反“控制通胀”之道而行之，努力印钱对抗“通缩”。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公报虽然没有特别谈到希腊，但是也表示乐见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并称这将进一步支撑欧元区复苏。对于欧元区来说，鼓励宽松的口号尤其重要。欧洲央行不仅在2015年以超出市场预期的力度推出宽松政策，而且如今正在经历欧元区德国与希腊的再度激烈对决——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将这场对决称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
这一轮央行的宽松竞赛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央行，不仅在于这是欧洲央行史无前例的宽松举措，更在于欧元区再次处于崩溃边缘。在过去的欧债金融危机之中，有人质疑欧洲央行似乎没有美联储那么神通广大。
这一印象有其根源。一方面，欧洲央行从设立之初就面临制度缺憾。欧洲央行成立于1998年6月1日，一直被批判自主性不足，其政策主要由执行董事会决定，成员席位为六位，其中四席为欧盟四个最大的中央银行，也就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中央银行。事实上，历史上德国央行的意见在欧洲央行分量很重，欧洲央行总部就位于德国法兰克福。
如今，来自意大利的现任行长德拉吉不断在试图改变这一点，他在购买希腊债券以及量化宽松一系列举措中力排众议，他甚至说过“欧洲央行准备在职权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元”。正是因为他的不断推动以及努力，其本人也被视拯救欧元的人，成为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度人物。[70]
另一方面，从更宏观的角度而言，解决问题需要重新厘清中央银行的功能与边界。中央银行如此重要，但又如此低调，难怪英国《经济学人》称之为“怪事保险箱(strongbox of oddities)”。[71]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似乎都不乏奇怪或者奇葩之处，除了美联储是私人银行这个常识让不少阴谋论者大呼怪事之外，还有不少更奇怪的中央银行。比如在2015年1月初取消利率下限的瑞士央行就是一家上市公司，还有日本央行、比利时央行、希腊央行也是上市公司，只是各家公司在市场的比例以及表现不同而已。
看起来奇怪，其实与中央银行定位有关。它们往往是公共机构，但为了货币政策独立，又和政府部门保持相对独立，往往面对“降低通胀”之外的目标不无迟疑，这也使中央银行备受瞩目，又总被指责过于神秘。比如，2015年初，瑞士央行突然改变立场取消汇率，不仅自身一夜损失数百亿瑞士法郎，更让金融市场血雨腥风，它应如何承担股东责任?更进一步，即使没有上市的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之后采取救市措施，也不得不面对鸽派鹰派的共同质疑，比如庞大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是否必要。
很多人认为宽松政策就是印钞票，其实更为规范的说法是资产负债表扩张。金融危机之后，主要央行都出现资产负债表大扩张，从中国人民银行到欧洲央行，无不例外。据《经济学人》统计，2006年至2014年间，西方七国(G7)中央银行总资产从3.4万亿美元升至10.5万亿美元，其占GDP比例从10%上升至25%。
如果把中央银行看作商业机构，其资产负债表扩张看起来暂时不用担心，目前主要中央银行的主营业务都不错，而且央行毕竟不是私人机构，无破产之虞。仔细查看，中央银行其实是垄断经营，它们的操作听起来很复杂，其实业务很简单。从资产负债表看，它们的资产是各类债券，负债是存款和纸币，资产端大有可为，负债端则几乎没有成本。在各种公开市场操作中，央行在常规情况下盈利不少，比如欧洲央行2013年的红利高达14亿欧元。
那么，央行量化宽松有什么问题呢?首先，有学术研究指出，由于央行杠杆率太高，可能会丧失独立性。主要国家政府大多数负债累累，如果央行无休止地买进政府发行的新债券，有赤字货币化的风险。[72]
其次，量化宽松的效果值得保守对待。美国2013年以来的经济指标回暖，但是一定程度上是经济自身结构以及强势美元回归的结果。三次量化宽松的效果很难说是不是在第一次就已经达到，毕竟量化宽松有滞后效应，第一次量化宽松有其必要，第二次、第三次是否多余甚至有害就难以估算。
对比欧洲央行的运营情况，外界在2015年显然对希腊危机猜测更多。欧洲央行家底优厚，如果不计代价全力一搏，其实完全可以应对希腊危机。但这并非欧洲央行的选择。2015年2月5日欧洲央行对希腊商业银行收紧融资条件，不再接受以希腊政府债券作为贷款抵押品，让很多人难以理解。但这并不是将希腊逼向崩溃边缘，因为希腊银行仍然可以从希腊央行获得资金，只不过需要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这在危机情况下无可厚非。
但是希腊问题最终是政治问题，取决于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的讨价还价。欧洲财长经济会议以及欧盟会议悬而未决，默克尔与希腊的对决也日趋激烈。也正因此，欧洲银行暂时回避的态度其实可以理解。欧洲央行的问题在于，其大手笔量化宽松是否有效?欧元区量化宽松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这不是欧洲央行的能力太小，而是欧洲问题太大——换而言之，危机之中，货币政策能够创造流动性来“救火”，却最终无法通过宽松货币或“放水”换来经济增长。展望未来，量化宽松仍旧值得尝试，但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甚至对抵御通缩也难言有效，日本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70] Lionel Barber, and Michael Steen(2012)，FT Person of the Year: Mario Dra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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