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爆发金融危机，银行体系的损失首当其冲，危机救赎成本往往与银行业规模关系紧密。以日本为例，20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倒闭带来的损失不得不全部由纳税人承担，损失总额超过当年GDP的四分之一。中国银行业规模庞大，犹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不少银行更是跻身世界前列。按照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FT(《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刘利刚博士在陆家嘴论坛的发言，目前中国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超过250%左右，或许已是银行资产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这意味着，一旦中国发生金融危机，其损失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回到开始的问题，中国离金融危机有多远呢?金融危机看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依赖大力改革幸免于难，2008年金融危机中又依赖投资一枝独秀;但金融危机是现代经济的状态之一，很难说任何一个经济体对金融危机完全免疫。中国实体经济的痼疾，仍旧需要依赖更为彻底的结构性改革，这注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什么是正确的政策路径?正如我多次谈过的，改变中国依赖投资的路径，必然涉及对中国传统地方竞争模式的修正。从这个意义去解读，也许要求更大的政治意愿，更符合经济逻辑。
信托危机背后的银行危机
“钱荒”背后，是中国金融运行的紧绷状态。其中一个主要的玩家，正是万众瞩目的信托业。由于其近年来的极速发展，众多风险累积，关于信托违约的警报也一再响起。
马年春节期间微信红包欢乐传递之际，整个中国信托业却笼罩在刚性兑付是否打破的阴影中，对比之下，这似乎又是一个新兴行业改造旧有行业的鲜明象征。虽然最终中诚信托旗下“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以和解告终，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定类似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比如吉林信托。
2014年注定不易，伴随着第二、三季度信托偿付高峰的到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信托违约，而是何时何地及波及多广的问题。一个“金开1号”尚可兜底，但一旦个体风险蔓延到全局，后果则令人害怕。
信托为什么那么重要?分业监管格局之下，有着多种经营牌照的信托在中国有其特殊地位，可以连接证券、信托、房地产、资产管理等不同通道，甚至有着“金融百货公司”之称。也正因为如此，信托业的兴衰成败也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总是走不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几乎每隔五六年就兴起一轮乱象与整治。
最近几年，这一情况又因为宏观形势变化而日趋严重：一方面是投资大跃进之后，中国国内广义货币量倍增，诸多资金急寻出路;另一方面则是长期金融抑制之下的投资渠道阻塞，房地产等行业呈现出极大的现金饥渴。信托热应运而生，成为居民、银行、房地产等行业之间的媒介。
于是，信托几乎成为中国杠杆率最高的行业之一，近些年信托增资扩股的消息也不绝于耳。据相关数据统计，45家信托公司2013年共实现总收入662.63亿元，同比增幅为23.91%。更令人惊奇的是，信托管理的资产在2013年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而2007年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尚不过4 000亿元。
信托的资产膨胀，引发业界对于影子银行监管乃至“广信破产”往事的追溯与担忧，监管机构的各类文件也多次出台。不过平心而论，今天信托业的问题与过去并不相同。20世纪90年代末整顿信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实现证券业和信托业的分离，当时信托业的主要风险来自证券业务，而今天信托业的风险更多源于银行业务。
换而言之，信托的风险是台面上的风险，银行系统的风险则更应该警惕。无论是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还是信托这样的传统金融，二者看起来截然不同，但连接点都在银行，生意与资金来源都脱不开与银行的紧密关系，甚至，不少资金在兜兜转转之后，再度回到银行体系。坊间更为形象的说法是信托只不过是为银行打工的小弟，银行限于监管、不便出面做的业务，借信托的通道，换一种方式来做，本质上仍旧是银行在做生意，只不过放信托进来分一杯羮而已。事实上，差点违约的“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中，银行收取的费用数倍于信托收取的费用。从这个角度而言，还是那句老话，所谓影子银行，在中国只不过是银行的影子。
而从金融危机的历史来看，银行危机往往是最为致命的一环。对于中国这样奉行主银行体制的国家，银行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足9万亿的时候，中国公众已经承担剥离上万亿四大国有银行坏账的成本。十多年过去，表面上看，中国银行业已经今非昔比，纵然不良贷款余额有所上升，但不良贷款率仍旧低于1%。如果动态估算，一旦信托等影子银行业务出现兑付危机，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将面临巨大压力。
抛开金融创新、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等光鲜概念吧，被视为“互联网时代的恐龙”的商业银行仍旧是决定中国金融前景的关键因素。如何避免信托业的风险蔓延到银行业，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而目前刚性的监管框架，并不足以应对可能失控的局面，流动性松或紧也并非考核监管有效的标尺，值得追问的是流动性去向，是进入生产性企业还是仅仅为僵尸产业输血，吹大资产泡沫?如果延续以往博弈惯性，答案不容乐观。
于是，每一次监管收紧，都不过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猫鼠游戏”，当机构和市场都在进行制度套利之际，如何平衡人们的预期?“金开1号”事件后不久，我遇到一位老年投资者，他计划新年之后继续高额追加高投资收益率的信托产品。我问到风险，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过去几年是信托业的黄金时期，我没有赶上开头和过程，至少应该追上尾巴，反正最后有人兜底。”谁会兜底呢?这是说银行还是说政府呢?或者，都一样?
附：中央银行权威从何而来
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放水”，也导致民间反弹极大，中国人民银行也不例外。某届聚集各路金融政商精英的上海陆家嘴论坛上，关于央行的话题意外成为最热门，不约而同被各方提起。先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态，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会带来负面作用，随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认为当下中国央行权威太不够，埋下了处理金融风险的隐患。
过去几年，一方面坊间对于天量信贷、货币超发等的集中关注，使得央行备受压力;另一方面，新闻报端也频频出现央行高官言论与实际政策背离状况。如此状况，令人确实对央行权威性备感困惑。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央行的权威地位有增无减，那么，央行权威性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所谓央行权威性，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的公信力，而前提则在于央行的独立性。
央行独立性是个老话题，每家自有定义。国人谈论此话题，往往引用经济学家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来论述(也就是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大因素不可同时兼备，最多只能顾及二者)——也正因为如此，论者往往把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威胁归咎于汇率稳定因素以及输入性通胀等外部因素，批判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损人不利己等言论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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