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不同，无论经济体量还是发展模式。无论是否承认，中国的经济崛起自然会改变世界，对于这一崛起的反应与讨论也将成为其崛起的一部分，而两极化的讨论也显示出双方的认知差距。中国对世界的改变，尤其是经济之外的改变，其重要性仍旧没有得到足够理解。
大国崛起往往意味着帝国权力的交接。以更长的时段来考察，西方对于世界的支配地位是从18世纪开始的，英国正是崛起于东西大分流的浪潮之中，而随后美国崛起则是故事的延续，美国从19世纪后期超过英国之后，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已经超过140年。公允地看，帝国崛起并不仅仅是坚船利炮的胜利，也是一种价值观的胜利。历史学家指出，即使英国在其鼎盛时期(1870~1913)，其国防开支也仅仅占其国民生产净值的3%多一点，此前甚至更低。背后原因，正是在于英国当时通过推行其价值观，不仅将自由贸易模式推行全球，自身也深受其益。
时光如梭，帝国兴起又没落，在不同帝国的赶超竞争之中，文明之光得以延续。世人对于“帝国”一词总是有所质疑，东西方皆然。事实上，强大的帝国可以是，而且也往往是全球稳定秩序的重心所在，这不仅意味着成本，更意味着责任。无论过去的英国，还是现在的美国，其存在在事实上都构成了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这也是软实力的表现之一。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实力的提升背后也意味着责任提升，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新平庸?
“新平庸”这一流行语的发明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她2014年在IMF世界银行秋季年会上呼吁成员国通过大胆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避免全球经济增长陷入新平庸。世界是否真的进入新平庸?对此各界看法不一，《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就呼吁不应夸大世界经济放缓，人们对世界经济的看法分歧则正在加大。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放缓以及欧洲重归衰退并无太多争议，最大的争论核心其实在于中国的减速以及美国的复苏。
全球经济冷暖不均，根据IMF国际比较计划的正式结论，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中国正式以17.6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被估计为17.4万亿美元。
这一结论透露出两点信息。首先，纵然只是名义调整，中国登上经济体量第一的象征意义仍旧值得玩味。作为全球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这本身也意味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那就是随着中国体量增大，其增长的放缓一旦成为趋势，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就难以比拟往昔，这也意味着世界整体经济增长的放缓。随着中国官方表态对于“7.5%上下”的容忍，这也意味着昔日大规模刺激不会重演，而中国经济增长率放缓并没有太多疑问。
其次，经济学家往往更为看重人均收入的变化，正如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言，“说到经济增长，我们提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停滞状态则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时间相当长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中国上一次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待的时间很长，根据经济史权威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数据，1820年也就是道光皇帝继位那一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总额的32.9%，当时中国无疑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时西欧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加起来仅为20.9%，英国当年仅为5.2%，日本仅是3.0%。
也正因此，比起数据具体变化，更重要的信息在于趋势，尤其是人均收入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对于中国人均收入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本质变化?这将取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顺利的话，随着经济的放缓以及人口周期的变化，中国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但是未来将向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顶端靠拢。
回头来看，从“新常态”到“新平庸”，事实上表达人们对于增长放缓的耐心正在消耗殆尽。但是真相在于，如果没有更多外部刺激以及技术变化，放缓可能将延续更多时间。IMF《世界经济展望》中对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3.3%，2015年为3.8%，这已经是该机构的多次下调。但事实上，超过3%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中绝不落后，能够避免停滞乃至新一次危机才是全球经济的当务之急。在过去的20世纪，我们见证了太多财富的创造与经济奇迹，尤其最近二三十年，拜各类新经济之赐，经济增长似乎变成理所当然。然而，经济增长也有周期变化以及约束边界，而技术进步带来的曾经的经济飞跃，并不能成为我们定义经济的正常状态，所谓“新平庸”或者“新常态”，或许只是回归经济增长的正常速度而已。
过去30年的全球经济繁荣本质上是中国为核心的一大批后发国家加入全球化浪潮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学者福山为之欢呼“历史的终结”，认为自由民主取得决定性胜利，各国剩下来的任务只是以何种方式融入西方体系。不管这一乐观态度是否误读历史，至少，的确有很多国家全力拥抱自由市场制度。以中国为核心，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大军加入到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不仅为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资源国带来增长便车，美国等国也坐享消费红利。因此，中国经济一旦减速，影响的绝非中国一家，而会波及全球几乎所有国家。
雪上加霜的是，即使美国已算西方各国中恢复最好的经济体，仍旧无法与过去的繁荣岁月相比，其中的关键，恰在于过去30年所累积的经济病灶并未彻底治愈。例如，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已经创出战后最高点，而整体债务杠杆率也徘徊于历史最高点附近。这些问题需要改革、市场出清、技术更新以及时间，才能医治。
新G7 PK老G7?
忘记“新常态”吧，它已经不是新闻热词，而已经成为你我面对的冷酷现实。
新常态原本是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发明的流行语，表示宏观经济从衰退恢复到繁荣的过程。几年过去了，全球经济仍旧在新常态的泥淖之中，不仅没有出现意料之中的结构性改革，整体而言反而呈现出更为封闭的一面——讽刺的是，即使这个词语的提出者也未能逃脱时代的噩梦，其提出者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2014年被迫从公司出走。
根据麦肯锡最新计算，迄今为止，全球化水平仍旧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麦肯锡采取五项指标衡量全球化程度，分别为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金融流动、人口流动、数据交换和跨境交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全球化的低迷，金融流动仍低于危机前水平将近70%。
具体到中国经济，消息可谓冷热参半。一方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数据，中国GDP以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摘下世界第一的桂冠，虽然官方与民间对此的态度都略显冷淡，但第一始终意味着一些不同;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体量增大，中国经济的减速效应开始显现，即使以前坚持中国潜在增长率20年可以达到8%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也表示，如外部环境不佳，中国2015年的目标可以定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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