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钞者_徐瑾【完结】(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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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来看,“以开放促改革”这一思路原本并无不妥。中国经济奇迹以渐进式改革发轫,特区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可谓“以开放促改革”的注脚。问题在于,从宏观经济过渡到金融资本体系,这一思路的逻辑是否仍旧可以延续?以金融巨大外部性判断,显然不能直接套用。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改革特色之一在于以增量改革代替存量改革,往往从阻力最小处突破,这一选择无疑具有历史合理性。但是伴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一方面增量改革代替存量改革的路径依赖加大,另一方面存量改革的紧迫性也在加剧。二者叠加效应不可小觑,难怪在各个领域都有重启改革的呼声,这实则反映了缺乏改革动力。具体到金融领域,为什么资本账户开放呼声如此之高,而利率市场化之类却止步不前?原因之一也在于回避存量改革。即使短期之内对于资本账户开放抱以审慎态度,也并不意味着金融领域的改革止步。学者魏尚进曾经撰文指出,中国金融领域至少需要推进五大项改革:大而不倒的银行、利率、汇率、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从最优秩序而言,他认为首先应该改革大而不倒的银行,其次是推动利率和汇率改革,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应在最后。

  罗马并非一天建成,金融的国际信用更需要市场的认可。在历史上,国王即使将自己的头像印在货币上,也不能强迫人们使用它。今天也是一样,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并不仅仅依赖于该国的行政力量,更不能以开放回避改革。

  以此论之,资本账户开放的确是值得长期追求的目标,但具体的实施时机必须予以审慎考虑。鉴于中国经济的态势,骤然开放资本账户,可能加剧经济波动,有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中国政府数次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而维持资本账户管理的基本稳定,是在危机时刻反击金融风险的有力武器。现在如果仓促行事,未来或有“闻鼙鼓而思良将”之憾。

  毕竟,即使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攀升至全球第二,也实实在在地面临剧烈减速的危险,金融风险是必须守住的底线。

  中国第一与世界新平庸

  中国GDP第一?

  中国人常常对于“19世纪是英国的,20世纪是美国的,21世纪是中国的”津津乐道,民族复兴亦念兹在兹,但是对于“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头衔,却好像并不那么热情。

  这从中国对世界银行一份报告的反响可知。这份报告宣称,就经济规模而言,中国可能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这在中国国内反响并不热烈,甚至《金融时报》还报道,中国努力了一年时间,试图削弱该评估数据的有效性。

  早在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前后,中国赶超美国的时间点已经被多次预言,而且趋势似乎是时间总在向前位移,从高盛较早给出的2027年,到后来的2019年或2016年,再到后来的2014年。

  中国第一的到来,是否指日可待呢?这对中美与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呢?《金融时报》两位重量级评论员——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与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也分别给出了意见。他们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已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的霸权仍会持续多年。

  抛开宏大叙事,回到技术细节,世界银行的这一研究可信度有多大?这一报告基于国际比较计划(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以下简称ICP)提供的相关数据,即根据购买力平价(PPP)理论,也就是根据货币的购买力而不是市场汇率来核算,换言之,ICP对人民币购买力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结论。细读这份报告,人民币购买力被评估为1美元约等于3.506元人民币,远高于目前人民币的市场汇率——1美元兑换约6.25元人民币。二者相差如此之大,按照两者来计量的中美经济规模,自然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按照较低的标准(市场汇率),中国经济规模不足美国的60%;按照较高的标准(购买力平价),中国却可能已经超越了美国。

  如果认可ICP的购买力评估,那么,不仅中国经济规模即将超越美国,而且中国人民币也存在极大低估;如果认可市场汇率,那么,中国对于美国的追赶仍然前路漫漫。有趣的是,笔者注意到,ICP自己专门在附注中提到:这一估算并没有得到中国统计局的认可。

  哪一种评估更接近人民币的真实价值呢,是市场汇率还是较高的购买力平价?笔者认为是前者,随着近年中美贸易失衡状况缓解,人民币汇率已多次调整,目前市场汇率很可能已经接近人民币的真实汇率。

  更进一步,以购买力平价理论来度量人民币是否合理呢?未必。学界不少研究也显示,购买力平价对于人民币而言,并非完美的度量值,如易纲和范敏(1997)等也指出,用购买力平价来分析发展中国家时要做修正。购买力平价这一理论部分基于朴素的直觉,即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国家应该卖同样的价格,这样通过比较不同国家以不同货币计价的一篮子商品价格,从而推算出货币之间的购买力比例。

  这一理念经过精细化之后,其结果之一就是上述的国际比较计划。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ICP已经运行了接近50年,当初的朴素想法早已演变成耗资巨大的、涉及无数智力的国际联合项目。

  常识告诉我们,理论如果落地,难免面临各种局限。购买力平价的局限业界讨论也不少,最关键的问题有两个。

  首先,购买力平价理论要求比较同样商品的价格,但各国发展状况不同,也注定物品难以完全对应,例如津巴布韦餐桌上的稀粥可能并不等于美国人的燕麦片,而《舌尖上的中国》所展示的各类民间美食,也难以对应西方的米其林。二者或许效用一致,但价格、重要性等不可类比。

  其次,如何处理这些商品的权重?当专家们千辛万苦收集了上万种商品的价格之后,他们却难以对它们进行加总。一般来说,可以按照一个典型家庭在不同商品上的开支来计算商品价格加总的权重,此时国别差异的问题再度出现。例如美国与中国的消费支出结构完全不一样,是应该按照美国还是中国的支出结构来加总呢?

  对于这类问题,技术专家自然有各类处理方法,从支出法到生产法的各类方法也在引入。我尊敬其努力以及专业,但是这样的结果自然是不同标准导致不同的结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的估算总是会随着加总与计算方法的不同,其结果呈现巨大的波动,其差距从百分之几十到以倍数计算。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往往不是黑板经济学那么完美,而是更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一切结论都只能予以审慎对待,无须过分大惊小怪,就像“中国经济第一”的头衔,其含金量显然不足。

  中国经济正在迈向世界巅峰,但是登顶不在此刻。目前中国崛起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而在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仍旧存在提升空间。即使仅就经济而言,中国也难言乐观,随着未来中国潜在增速下滑到6%到5%甚至更低,二者差距缩小的速度有可能大幅收窄,中国最终超越美国的日子其实难以预言——对比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风光无限,“日本第一”的口号激荡世界,但其泡沫经济模式无法延续,其冲击第一的征途最终还是折戟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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