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大选之年，一切政治的和不那么政治的都变得“政治”起来。最新的权力之争则导向美联储以及美国国会参议员之间，“审计美联储”(audit the Fed)运动讨论正热。这一运动的主题看起来加大了美联储货币政策透明度，废除了原有对于美联储独立性的法律保证，如此一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难以避免被美国政府审计乃至问责。这一目标看起来很有争议性，简直令人难以反驳，问题在于审计什么、谁来审计?
这一运动是在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的推动下发起的，他在2015年4月宣布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他是美国自由派参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之子，父子两人观点可谓一脉相承，政治上信奉小政府，经济上追随奥地利经济学派。明眼人可以看出来，这一审计不仅关系到经济，关系到政治，更关系到权力。
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大与小，一直存在争议，但民主国家中央行的独立性似乎天经地义，尤其不少论文都持此观点。[83]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论文结论还有中央银行独立性和经济实际增长率基本不相关)已经指出中央银行独立性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但是很难定义二者孰因孰果，一个国家允许中央银行保持更大独立性，即意味着这个国家对通货膨胀率容忍度越低，还是一个国家对于通货膨胀表示了更低的容忍，才赋予中央银行更多独立性?从历史最早的瑞典央行，到影响最为持久的英格兰银行，再到作为后起之秀却主宰当今全球财经的美联储，我们看到了中央银行的历史记录总体尚可，但一路也是在磕磕绊绊之中学习，毕竟人类对于货币的理解也在演进。
以美联储为例，作为当今最大的“印钞者”，即使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中较为独立的机构，其结构也一直被人诟病：虽然是私人机构却又行使公共权力，类似政府机构又不是政府机构。一位美联储的传记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将美联储称为“怪胎”，不仅是代议制民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畸形人”，也是与自治民权神话并存的尴尬矛盾体。[84]
通常而言，美国民众大体接受这一矛盾，美联储的独立性很大程度在于其私密性。“在美国人眼里，这个机构的行为是机械呆板的，是非政治性的，是不受那些你死我活的经济团体的利己主义压力所影响的，其在美国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也多半会被那些一直存在的政治讨论所忽视。它的各种决议、内部争执及其所产生的大规模影响都会隐匿在可见的国家政治事务之下，总是让人觉得遥不可及、雾里看花。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它的所有活动细节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是过于深奥和难以理解的。”[85]
常态政治之下，国家接受美联储这一制度安排，也默认美联储隐匿而巨大的权力。“美联储的历任主席们可以决定有关政治经济事务中最关键的问题，包括谁会繁荣、谁将衰落，可他们的角色却依然隐晦和神秘。美联储是安全的，不仅因其自身的官方机密性，还因其可以微妙地消失在美国公众的视线外。”但独立本身意味着一种权力，而权力也意味着责任。随着外界变化，不仅要求中央银行提高透明度的声音在扩大，而且各类阴谋论也层出不穷，从《金钱主人》(The Money Master)之类再到中国的《货币战争》等不一而足。
“审计美联储”相关话题虽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不仅经济学家大多反对这一提案，华尔街也与白宫联合一起[86]，抱怨“审计美联储”运动是政治凌驾于经济。
尽管如此，这一提案已经引发颇多关注，而且在大选之后更加引人关注。虽然我对于极端保守派或者茶党(Tea Party)的言论难以苟同，但正是他们不断推进甚至通过搅局的方式推进中央银行提高透明度。
事实上，美联储在透明度方面已经做出很多让步，不仅在一定期限之内会议记录得以公开，而且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并非完全没有审计美联储的权限，只是其权限在货币政策等区域仍旧受到限制。其他央行也在尾随，英国央行已经决定效仿美联储，将货币政策会议的相关记录在8年后详细公布。
对比之下，中国央行目前已经是资产负债表扩张最为迅速、规模最大的央行，其掌舵人也获得《欧洲货币》杂志全球最佳央行行长等荣誉。但是中国央行从独立性到货币政策实践仍旧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不仅货币政策充满不确定，甚至以善于出其不意为本意，一切又因为4万亿之后的M2积聚攀升超过百亿，M2与GDP之比接近200%，而变得更加重要而复杂起来。
或许，是时候对中央银行进行清算了，但是不应该以政治的方式介入——这一方式虽然短期看起来雷厉风行，长期来看则是对中央银行根基的动摇——毕竟，货币政策是否有效，是一个长时段的考验。最终来看，经济学告诉我们，对付专业人士最好的方式就是专业人士，专家监管专家将是未来的方向，外行领导内行不仅在中国行不通，在中央银行领域更行不通。
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过货币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交给中央银行家——这句话在中文语境中常常被错误地理解为货币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不交给中央银行。时过境迁，如今中央银行不仅没有没落，其重要性反而与日俱增，即使弗里德曼本人在货币理论方面虽然是大师，但在政策细节上却不无谬误，他曾在艾伦·格林斯潘2006年退位之后撰文表示自己低估了中央银行家的能力。[87]
不可否认，中央银行的权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急剧膨胀，毕竟中央银行家们被多数人认为阻止了大萧条重演。此后伴随着扭转操作、量化宽松、负利率等各类货币政策创新层出不穷，无数的钞票好像凭空挥挥手、敲敲键盘就可以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中“印出来”，这也难怪开篇所引用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在与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格伦·贝克的访谈中将美联储形容为“国会创造出的一个巨大的生物——一个自己创造自己的钱，又去政府游说的生物”。
作为官僚机构，央行也在不断扩张，目标除了维持低通胀之外，又陆续加入保持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维持金融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甚至抗通缩等额外目标。如此之多的高难度任务聚集一身，中央银行一方面看起来像一个积重难返的老人，让人怀疑其负重能力;另一方面，人们在一次次危机之中，不得不仰仗中央银行这位老人的经验与魅力。
这大概是中央银行权力最大的年代，同时也是中央银行受到最多关注或者说最多指责的时代。“审计美联储”是一个坏主意，但是只是开始，并不是结束。作为一个群体，中央银行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毕竟更多权力就意味着更多责任。
[82] Rand Paul responds to hit piece over his “audit The Fed”stance，这是兰德·保罗(Rand Paul)2015年2月与美国主持人格伦·贝克(Glenn Beck)的对话。
52书库推荐浏览： 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