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担心行动的危险，我更担心不行动的危险。”对于中国央行2015年4月19日的降准，我的评价可以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这句话总结。
自2015年4月20日起，中国央行下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我已多次呼吁中国央行不仅要降准，而且应该进一步结合降息。本次中国央行降准，不仅在于中国经济下行，也在于潜在的通缩风险。在中国经济的潜在通缩风险已经逐步临近的时刻，进一步宽松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是唯一的正确路径。
中国是否面临通缩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分歧在于消费物价指数(CPI)与生产物价指数(PPI)的背离。2014年，我就曾明确提出通缩风险，如今从截至2014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证据已经更为明显，不仅PPI已经连续37个月为负，衡量整体经济价格状况的GDP价格平减指数也跌至–1.2%。
对应着全球通缩大潮，和中国十多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候引发的通缩一样，本次中国通缩再度面临争议，即中国被世界通缩还是向世界输出通缩?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中国总理李克强2015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亦强调中国是“被通缩”，而海外的观点则认为中国通缩风险波及世界。
一旦国内出现问题，则将根源引向国外，这是一种固有思维习惯，即使美国也难以例外，比如对于中国制造、人民币汇率的抵制等。我的观点介于中国与世界之间，通缩必然是一个双向影响关系，世界油价从2014年以来下跌超过五成，一方面造成了中国价格指数下滑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需求的下降本来就是油价下跌的成因之一(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回顾历史，中国经济比较大的通缩大概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过程甚至延续到入世前后，一定程度上引发中国输出通缩的国际讨论;另一次很短暂，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为什么民间对降准会有那么多争议?我认为本质在于公众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反应截然不同，而且理解存在偏差。
无须太多经济学启蒙，多数人都痛恨通胀(我也不例外)，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大多数由“印钞票”引发，典型如20世纪的金圆券到21世纪的津巴布韦。作为全球央行之首的美联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通胀狂潮之后，保持低通胀也成为超过维持就业的政策目标。
至于通缩，往往不是被视为无关痛痒就是好事一桩。不说各种中外货币银行学教材中关于通缩和通胀的内容篇幅不成比例，即使对饱受20年通缩之苦的日本而言，也更能接受通缩。在2009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44%的日本人表示通缩有利，两成略多的人表示通缩有害，其余则是持中立态度。
公众往往从消费者角色思考问题，觉得物价下跌挺好，就像那个关于大萧条的段子：“大萧条也没那么坏，如果大萧条期间你有工作的话。”
问题在于，对于企业而言，通缩往往意味着更少的利润、更沉重的债务、更稀缺的信贷资源——旧债务名义价值不变，在通缩情况之下，相对于过去实际是增加。而企业如果感到压力，那么，对于其员工甚至整个社会而言，并不会有好结果，收入停滞以及失业甚至萧条往往也会接踵而至。持续通缩也意味着一个持续加速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即使利率再低，人们也不愿意消费投资而是愿意加大储蓄，这就意味着市场以及经济将进一步衰退。这意味着在一定情况之下，人们都将手头现金纷纷窖藏起来，无论存在银行还是藏在床下，效果基本差不多。
流动性陷阱是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在大萧条之后提出的一个假设，却在今天的日本乃至欧美部分成为现实。因为各种误读，凯恩斯在中国声誉不佳，但是他对于经济的洞察力在几十年后仍旧具有现实意义。
回到中国，眼下暂时没有流动性陷阱的危险，但是货币政策意义在于塑造适合的货币环境。就此意义而言，2015年以来的连续降准只是开始，未来还将继续降息降准。这不仅在于经济内在需求，也是货币政策尤其是存款准备金回归常规化的必经之路。在现代央行制度之下，植根于金银本位的存款准备金制度意义就像是已经退化的“盲肠”，不少国家已经把法定存款准备金降到极低甚至取消。在中国，存款准备金被作为数量控制的工具，幅度之高令人咂舌。实际上，如果是为了防备金融风险，存款准备金基本没有作用，现阶段则完全是因为中国银行体系信贷被加以过多行政监管，导致存款准备金分外重要。
有时候，经济和历史一样，总是在没有想象力地循环。中国通胀与信贷周期繁荣紧密联系，换而言之，通缩或者通胀不停轮换——这种现象，曾经有中国央行官员在10年前形容为“通胀通缩一线天，冷热之间求发展”。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何在?探究中国经济“一活就乱、一抓就死”的治乱循环背后的本质，少不了货币的这一关键线索：首先信贷繁荣造成了通货膨胀，随着通货膨胀升高，经济过热，信贷开始紧缩，随之而来的则是通货紧缩。在这些过程中，无论货币政策还是宏观调控，其实都在发挥“积极”作用，只是这些作用某些时候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相反，是导致了经济的波动。
回顾过去是为了观照未来，通缩已在门口，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央行一举一动越发重要，其高管团队也不乏令人称道的技术人员，其行长周小川在2015年IMF会议以及博鳌亚洲论坛对于中国经济的难点有准确分析，也谈到了防患于未然，警惕通缩风险。
尽管如此，中国央行受限于上层的货币政策“集体领导制”以及下层公众的民粹思潮，往往处于动辄得咎状态。随着4万亿投资狂潮以及金融深化等后果，中国央行对于金融系统加大管控的同时，也意味着潜在疏漏范围不断扩大，近年其各类货币政策创新也疲态尽显。
无论是中国央行降准还是海外量化宽松，往往遭遇民间的口诛笔伐，除了经济学家认同通缩的危害，政策制定者更是深有感触。
在恐惧通胀来临之前，中国央行首先应该打赢通缩这一“食人魔”。通缩对于你我，并不遥远。
尾声
审计中央银行
好吧，如果印钞票是很好的，为什么不创造更多的钱?所以，如果他们通过印钱或电脑录入买了价值4万亿美元的资产，为什么不多创造货币?哦，我不知道，9万亿的价值，他们可以增加一倍的所谓利润。
人们应该担心一家私人银行因由美国国会授予的垄断特权而能印钞票，进而游说反对更多监督的立法。
令人震惊，国会创造出这样一个巨大的生物——一个自己创造自己的钱，又去政府游说的生物。
——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82]
“一切世俗的权力都会使人成为无赖。”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经如此打趣，如今走下神坛接受拷问的是昔日的天之骄子——中央银行家们。作为大众眼中的“印钞者”，他们的工作是否称职?是否需要更多透明度?如果说央行是银行的监管者，那么，谁来监管这些监管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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