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些话时，俨然是个导演。“如果一个宾馆服务员拿不出好的态度，好的姿势，早让老板炒掉了，相反，不适当的时候出现太好的服务，就他妈的有病!”
方原说，人家是警察，跟服务员有啥关系呀?军人出身的陶军严肃地说：警察不就是公仆吗?
现在好了，他被公仆抓起来了，如果不改变他的牛逼态度，够他受的。
对这种场面，方原不用想象也知道。在里面，想收拾一个牛逼的人，简直是杯水车薪。
第15章 病得不轻
这个周末，方原要陪舒儿4岁的儿子波比去欢乐谷玩。
其实那个自闭症的孩子去不去都一样。不过他们家办了年卡，周末除了东海岸和红树林，对一个孩子来说，也没什么地方可去。舒儿总希望游乐场的热闹会点燃儿子的玩欲，但波比的眼睛还是那么忧伤。
怎么说，比起方原未出现前，波比还是有了一些改善，这可是舒儿自己说的。这个女人虽然对人极度挑剔，有时挑剔到近乎病态的程度，但她有一个很好的品质，就是在这个满嘴谎言的城市里，她从不说谎和伪装。因为她认为一个内心很有力量的人，完全不需对自己的出身和过去撒谎。
不敢相信，平日与人之间拉起一丈余厚隔膜的舒儿，有一天竟主动告诉了方原她的从前。当然，这是在发现方原对儿子有一定“疗效”以后。
那天在家里，波比玩累了，让保姆带回房间睡了。舒儿松了一口气，见方原有点疲惫，她便亲自动手，磨了小半碗哥伦比亚咖啡豆，进厨房煮了两杯香浓咖啡，再取出一碟丹麦曲奇，和方原一起，坐在露台的白色铁花椅子上享用。同样白色的桌上，水晶花瓶里，插着一大束香槟色玫瑰，它们顽强地绕过咖啡味，送来淡淡花香。
也许做这些对很多小资女人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但在刺猬女人舒律师身上就不同。所以方原曾在一刹那间，被她的细致和落差极大的温柔感动了。他第一次用对一个好朋友的口气说：
“你最近好像瘦了很多……”
“是吗?”舒儿本能摸摸自己的脸。
“跟外面贴着那些字条有关吗?”
他刚进来的时候，又看到洗手间的门上多了几条，这次写着“绝不妥协”和“维权到底”等，后面都跟着三个很大的惊叹号。
“是你自己的事还是工作上的事?”
舒儿没吱声，她举着咖啡杯，两眼出神地看着远处的群楼和草地。慢慢地，她的眼睛有点红。
“对不起，我只是想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波比的事，你不要过于忧心，我会尽我的能力，让他活泼起来的。”
波比最近病得不轻，他有人时沉默寡言，没人时自言自语，舒儿看着有点害怕了。
她摇了摇头，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女人怎样坚强，总有脆弱的时候。
在这个日子，阳光令人慵懒的午后，喝着哥伦比亚微酸的咖啡，舒儿告诉方原：波比的父亲其实是史坦福德一个热爱街舞的华裔香蕉(美国的土生华人)。
这个香蕉仔住在贝克街的廉价公寓里，偶尔给电视台跑跑龙套，而她曾是电视台负责道具的职员。BBTV的联播节目，经常请来自各地的大腕过场，他们经常耍大牌，挑这挑那的，一会嫌袖子短，一会嫌裙子长，哪怕是一副小小的墨镜，都要她跑商店换来换去。
那样的生活是千锤百炼，把她锤得炼成今天这副样子。应验了民间那句多年媳妇熬成婆的老话，几年时间就把一个皮肤白晰、外表斯文的女人撮成一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自恋狂。屁大的事儿，不着边际的微风吹过，她都刺猬一样倒腾着跳起来，活像一个天生吃啥嗅啥都过敏的人，打了几百种疫苗脱敏后，就反过来要一样一样地还给人家，似乎这样才能解她的恨。
方原似乎早就猜出她童年的不幸。因为大凡性格极端的人，肯定跟儿时的遭遇有关。舒儿中学没读完，在上海的父母就离了婚。母亲漂亮，一转身就跟同校一个教授去了英国。舒儿跟父亲，父亲是个中文系教授，曾经热爱写旧体诗，他换了更年轻的老婆，有点招架不住，对她越来越忽略，后来他那个老婆不让他再寄钱了，就差那么一年，学费生活费接不上，舒儿只能休学去打散工，做过waiting maid，做过salad girl，有时一天要做几份part time。那段日子认识的男人质素自然就低。断没想到，跟那个香蕉混混的一夜情，居然在酒后发酵了。就有了波比。
去教堂忏悔的时候，神父告诫她不要堕胎，于是波比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波比的表情注定是忧伤的。
也不知是不是酒精乱了神经，酒后制造出来的波比，脑瓜比别的孩子要混乱。他不该冷静时冷静，不该兴奋时兴奋，开始疑似多动症，后来某一天，也不知是个雨天还是晴天，他突然沉默起来，之后一天比一天颓废，然后就成了自闭。
那个叫杰克的香蕉仔，后来去了华盛顿，因为那个地方更适合他，他有本事跟黑人混在一起，但没本事也不愿意供养孩子。舒儿说，也不知道杰克现在死了没有，酗酒那么厉害的人，再加上大麻，哪天死在某个角落，恐怕家里人也不会知道。
她可以肯定的是，香蕉皮肤白人心的杰克，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他一边狂欢，一边为华人世界贡献了一个后代。
方原听完后，很想抽一根烟。
原来所有的华贵背后，不过如斯。
踞傲的舒儿，在讲述她儿子和儿子父亲的身世时，变得毫无力量，一脸茫然，跟任何一个在海城打工的女孩无异。
方原也就明白，她为什么对人要求那么苛刻，为什么滴酒不沾，为什么厌恶别人吸烟。
她说，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蜕变的。
在那条浑浊的河的对岸，她提着湿了水的裙子走上来，居然不沾一抹土，不带一根草，回到了从前的学校苦读。拿了学位以后，她还成为第一个到那个著名的白房子去实习的中国女生。在那个莱温斯基实习过并制造了“拉链门”的地方，隔着坚硬的落地玻璃，仿佛可以看到一河之隔的黑人区，与她一夜情的香蕉男孩子依然在那边的酒吧喝着芝华士，在街头跳着Hip Hop，然后一路吐着腥臭的胃液，半夜回到肮脏的公寓。
周而复始。他们从此不再相见。
那5年，是一个女孩向女人过渡的尴尬时分。无人想象舒儿是怎么咬着牙，史坦福德、洛杉矶、华盛顿、纽约，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游走。最后她还是游回了中国，变成一副很荣誉的样子，让所有人看到的舒儿，已不再是曾窝在唐人街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抱着孩子计算着日子的样子。
舒儿当然不会回上海去找她从前居住过的老房子，那儿只有她不想见的老爸和继母，还有继母的儿子。她也没有去英国找妈的冲动，和妈的相处她一直很冷静，从没有牵扯到钱银关系。老妈生日了，她就寄个不太贵重的小礼物。5年里她们才见过两次。她可以这样心安理得，是对被叫做妈妈的这个女人当年的抛弃放不下怨恨。如果不是自己也当了母亲，她连那些礼物也不会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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