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淡淡的。这份客气，在别人眼里冷飕飕的。
方原好奇舒儿为什么最后会来到海城。这个城市她同样无亲无故。舒儿撇着嘴说，她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亲友，她只需要挑一个靠海的、适合她居住的城市。在这个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方，她以往的积蓄和现在的收入，能够让她保持一个很好的生活质素。
跟一个租回来给孩子当“爸爸”的人说这些，舒儿也是情非得已。
再坚强的女人也有落寞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单身母亲。波比的样子令她越来越焦虑。焦虑让她失去了原有的从容，原有的自信。还有最近一场官司的失利，更令她沮丧不已。
她说，那是一场为自己而打的维权官司。一楼的邻居养狗，狗不时在静夜里大叫几声，令原本心情欠佳的她感到莫名愤怒。为了取证，她跑到楼下侦察，发现那人居然还在自己的小花园种蔬菜。从她专门买回来的15倍望远镜里，她发现，他们家的韭菜和白菜长得居然比她家的茉莉和玫瑰要好!她由此推出：这些菜不是施了农药，就是人体肥料。她认为，这两样东西，在一个高尚小区里都是不能出现的。
她认为，既然是全市最贵的楼盘，收取全市顶级的管理费，住户就应该享受到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绝不允许在公共听力和嗅觉范围内有这样的噪音和臭气。
她跑到物业公司投诉了7次，但管理处的回复是楼下的狗主出示了狗牌，也就是说，他们家养的狗是合法的。他们还说，至今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不让城里人种韭菜和白菜。
鉴于理由的出发点和方向不对，投诉无门后，她便亲自下去跟邻居一家发生了一场非常壮烈的交锋，不幸的是，最后他们还是没有把狗送走，还是没有把菜挖掉。于是，她不得不运用自己的专业，为自己打了一场她个人认为绝非吹毛求疵的维权官司。
舒儿官司的主题是：邻居的狗存在是合法的，但骚扰别人就非法。就像人有了身份证，也不能胡作非为一样。还有，城里人是可以种蔬菜，但种在居民区，还为蔬菜洒农药和屎尿，就污染了公用环境，就应该禁止。
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去叫板邻居和管理处，最近的终审判决还是她败诉。舒儿沮丧得差点病了，不光是输了精神，输了心血，输了面子，还因为索赔精神损失费标的过高，赔上一笔不低的诉讼费。
对她来说，受打击中最大的，莫过于输了心情。
惟一的收获，是这场官司让她成了城中名人。
从此以后，走到街上，别人对她的背脊指指点点，但就是不敢走近;就连居委会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见了她都绕道走，担心被她揪住了，半天脱不了身。
更可恨的是，业主委员会选举时，也没有人愿意按她的门铃。他们说，怕一时改不了习惯，多按两次门铃的话，又惹官司。
为此，舒儿内心很委屈。她认为自己一点错也没有，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排挤。但邻居却在庭上说：“如果一个人想事事如意，没有半点不舒服，最好活在真空里……”
那个可恶的光头男人还建议她搬走，说她为了一己私心，小题大做，吹毛求疵，滋扰了很多人，浪费了很多国家机构行政人员的宝贵时光和工作成本，“令到和谐社区从此变得不再和谐!”
这个说法把她气得全身发抖!她内心那把自尊的利剑，早已把那男人的光头千刀万剐，把他那只可恶的臭狗剁了个狗杂碎!
好在，她的好强让她至死也不会把脆弱一面暴露人前。而且她坚信自己精神不死。她每天像背语录似的鼓励自己，一定不要被那些粗俗的人打倒!她甚至绝望地认为，在这宗官司里，那个坚持正义和追求文明的女人虽败犹荣。
只是在睡不着的午夜，舒儿偶尔听到一两声狗吠，嗅到海风吹过来的空气中夹杂着似有似无的尿腥味，她的心脏像莲花初开般，慢慢地，一瓣瓣地分离。明晨醒来，在梳妆台前，她惊愕地发现，眼袋像两个沉甸甸的湿茶包，头发如狂刮一夜的东风，一举梳，落英缤纷。
她困惑地对方原说，自己并不是不明白，但很多事情，是她所无法控制的，但她内心就是有一股从天而降的泄愤冲动。别人无法明白，她怎么可以把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儿，上纲上线到人权的层面上去。她说，有一天黄昏，她一个人孤独地开车到东海岸，抱着瘦了很多的肩头，面沉到海那边去的夕阳，苦思冥想了两个小时。“然后我站起来，跑到礁石上，对海大声狂叫到无力为止，我相信，一个社会的进步，注定有一些精英是要付出代价。所以，即使官司输了，我也要告诉自己：我没有错，错的是他们!”
真是高处不胜寒啊。
方原听完也冷气横抽。
女人执着起来，那股能量真可怕，如果跟她拍拖了一阵，中途想退出的话，一定会死无全尸。
这种女人万万不能招惹。
好在现在波比跟过去比较，状态好了一些，否则方原跟她也没有机会这样对话。方原隐隐觉着，舒儿把他当成朋友，是因为现阶段她跌进了苦海，而他现在是海里惟一的救命草。她饥不择食，或者说是急病乱投医，希望得到一个人的同情。更想他再用心一点，和她一起努力，让儿子走出困境。
原本凶巴巴的一个女人，变得史无前例地温柔，这怎么不令方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呢?
每个周末，他准时带着舒儿花钱买的小礼物过来，亲热地跑到波比的房间，拍拍他的小脑袋，跟他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毫无压力。然后像一家人那样，快快乐乐地去公园，去游乐场，去山姆店购一周的食品。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更像个保姆，因为要拎很多东西;有时又像个司机，接过舒儿递过来的钥匙，她说：“你开吧，我来照顾他。”
这天中午，方原和他们一起在欢乐谷的肯德鸡啃鸡翅。在担心禽流感的时光里，只有在这些地方吃鸡会比较保险。
突然，接到陶军代理律师陈某打来的电话，陈律师说，陶军需要一大笔现金交纳罚款和律师费，委托他把方原的车卖了。“你这辆车是陶军名下的，他说先卖掉，等他出来了，他再想办法让你买新的……”
方原不明白，这车明明是他的，不过是陶军帮他拿房子抵压给银行按揭，但事实上是由陶军每月帮他划账给银行的，未供完的车，又怎么可能拿出去卖呢?
陈律师告诉他：“车子其实陶军已经买断，因为他那套房子，前妻还没有回来办手续转到他的名下，所以无法抵压。事实上，你每月给他划账的钱，等于还给了他……”
这事把方原砸昏了，他放下电话，就跟舒儿说了。“我听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呀?我被他弄糊涂了!他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对他有什么好处?”
舒儿想了一下说：“我只是猜测，听着，前提是猜测，所以一切只是假设。也许你的朋友真的想帮你，但他怕借出的钱很难收回，所以想你每月有计划地还给他……另外，也有可能他不想让人知道房子不是他的，他爱面子，所以就瞒着你……当然，也不排除他想收点利息，这钱你不给他也是要给银行的，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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