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仇人的骨灰_钟伟民【完结】(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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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鼓起勇气走过去向那个胖子要电话号码,他说:“过……过两三年,我一定用双倍价钱,跟你要回这幅画。”

  两三年,转眼过去,他还是没攒够钱跟平头胖子买画;他每天望着睡房里缩小了的复制品,对画中女孩,总感到莫名的歉疚;他在酒店当门童,辛勤干活,终于晋升为高级门童;他迎人送人,却最怕人;下了班,只想赶回家跟画中人说话。

  然后,又两三年过去。他攒到了十万元,暗想,不景气,画主或许可以减价。“董事长不在了。”接电话的人说;胖子早就过劳猝死,接掌职务的,是他儿子。那幅画,还挂在会客室,谁愿意付钱,都可以相让。“敝公司什么都卖,包括女职员。”对方说得认真。

  他终于把原画“迎娶”回家,他好满足,好快乐,头几个晚上,他几乎不肯阖眼,只靠在床头和画中的北京姑娘相对。“那一刻,她在想什么?会不会想到有一天跟我这样的一个男人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他觉得,她命中注定是属于他的,就像他命中注定要接受她永恒的垂顾。

  时光流逝,打从他在理发店遇上这幅画算起,十载,匆匆过去。

  他曾经跟一个女同事约会,但他从没带她回家,他觉得家里早就有一个人在等他。然后,他们分手,女孩都认为他是侏罗纪鸭嘴龙拉出来的一只闷蛋,热情,始终不能把这只蛋煮熟。

  二零零二年春天,天天是雨天。他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个中年男人步进酒店;这种事,平均每天发生一百八十次,十年来,发生了六十五万七千次;但只有这一次,他心潮涌动,他觉得女人很眼熟,那张端丽的脸,跟那六十五万个跟男人到酒店幽会的女人,是那样的不同。他们总是下午来,晚饭前一起外出;第六日傍晚,他们进了酒店,在他下班前还没有出来。第七天早晨,雨仍旧下着。男人退了房间,驱车直趋白云机场。

  女人下午来,他替她开门,很自然地跟她说:“他走了。”“不可能。他说好了今天要跟我办手续,然后……一块到台湾去。”女人不相信,觉得骗她的,是这个含情看她的眼前人。

  她坐在大堂一张明式红木椅上,呆望着镀金屏风前一盆兰花,大概悲哀藏得好深,脸上根本不露形迹。他一直站在大门旁看她,才二十五六的人,却有说不出的风韵。要下班了,他换了衣服出来,女人刚好站起来要走,他仍旧为她开门,问她:“要不要为你叫一辆车?”她点点头,计程车迟迟没来,她问他:“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海?”好远,他说,但他知道。他怕她想不开寻死,冒昧说:“我陪你去。”那是一个很坏的终结和一个不错的开始,他们就在那一个细雨黄昏开始相爱。

  “我总觉得在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他说;她早就听过同样的话,不再感动,但接受他的好意;她明白该降低要求。她从北京到广州三年,生活,半点不容易。“女人都希望过上安稳的日子,你可以给我这样的日子吗?”有一天,她问他。“我会努力。”他说。努力并不足够,她知道;然而,她可以免费和他睡一次,为了报答他的真诚。

  他邀她回家,这是他第一次带女人回家。她毫不犹豫就答应,她说:“那是我一直想去看看的地方。”那夜,她换上浴袍,走进他的睡房,就看到那幅《北京姑娘》;十年前,在北京,她十六岁,一个三十六岁的画家看中她,而且把他深郁的感情化为颜色;她的青春,在那幅油画里凝固,远比在真实人生恒久。这个把她邀到睡房里来的人,根本没想到画中人会让红尘磨蚀。

  “那就是我!”她好想这样告诉他,他为她“最美好的一面”付出得太多;然而,或许因为爱,又或许,因为自私,她没有说,只是温柔地问他:“你有没有发现画中人有点像我?”他如梦初醒,原来就因为“像”她,他迷上了她。

  半年后,女人离开了他,他们的人生有不同的方向。她一直没告诉他画中人的故事;她知道,他最终会忘记她,却仍旧会深深爱着她好多年前那瞬间的回眸;她苦涩地笑了,让人永远爱着,毕竟,是幸福的。

  那永恒的回眸

  在专栏里写了个《画中人》故事;故事,半真半假,有感而作。

  二零零二年六月,在广州住了三天,头一天晚上,到酒店隔壁的浴足馆“洗脚”;一双脚,用沸腾药汤氽成半熟,再指捏肘撞,飨以凤眼拳,人,反而舒服受用。我向来冷酷,不爱与人搭讪,招呼我的女孩也不多话;忍痛看她,那张脸,细致端丽,这样的女孩,该在奥林匹斯山的湖边照影,长发垂到湖里,都化为水仙花;怎么说,都不该在这种地方为人洗脚。

  “店什么时候关门?”我问。“凌晨两点钟。”她说,最怕客人关门前光顾,害她不能回家。“下回,我凌晨一点五十五分来。”我吓唬她;她用眼神示意:她会恨我,一辈子恨我。

  翌日,暴雨惊雷,我晚饭后就去;见了我,她很高兴。“你喜不喜欢画画?”她问。“我不画画,我来拍照。”的确,因为天气坏,无事可为。“看杂志啊。”她递给我印刷品。“杂志有什么好看?”我出门不看书,也不看杂志。“好看的。”她去取茶水,我翻“杂志”。

  那其实是九五年广州春季拍卖会的“中国油画”图集,有一幅《北京姑娘》,九二年高强画的,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过;九三年,油画送来香港展览,当时,如果我看到这幅《北京姑娘》,我一定会把原作买下来,一定会为画中女孩意乱神迷。“画中人有点像你。”我对为我挝腿的女孩说。“是我啊。”她笑得很满足,她说,那时候,她才十六岁。

  “能不能裁下来送我?”我问得自然。“拿去好了。”她答得慷慨。夺去她的“杂志”,才发觉书页早翻得黄旧;毫无疑问,这是她最感自豪的一件事,是她最美好岁月的凭证;一个女人最宝贵的东西,怎么就拱手送我?“可能她有一千本,见人就送。”小黑明说。真是一个恶俗的土人。然而,我还真希望她仍保留一册,让自己十年前那永恒的回顾,化为今日的抚慰。

  树上掉下来一个和尚

  变态朱铄的大棍

  文学奖,多少像抽奖,某年,诺贝尔大抽奖抽中了印裔作家奈保尔,打算买一两本他的书看看;这个人有种,够老实,能老实面对自己的欲求和欠憾,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可能太坏。

  奈保尔感谢妓女在他失意的时候提供慰藉,他不避俗世冷眼,坚持众生平等,坚持“平视”;平视最难,我们活在仰观和俯瞰之中,见高拜,见低踩,有多少人能直视人?把人当人?不鼓励嫖妓,因为不卫生;傍晚,乘车经过上海街,总见妓女穿了袒胸露脐贴身薄衣,在车缝人堆里逡巡,厚涂脂粉,神色,肤肉还是一样苍白;不希望人当娼,因为嫖客不一定都是会感恩的诺奖候选人,因为天气凉了,恶政,更比北风凛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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