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脑袋，可不是人人能有的，怎样修炼“无中生有”大法?就最值得研究。
最方便，当然是借助幻想，譬如说，幻想你的男朋友忽然变了一只大公猪，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大公猪会做什么?你会跟他说什么?
“说好了明天去日本，你变了一只猪，怎么能上飞机?就算上了飞机，护照上没贴个猪头，怎么入境?”于是，你万分苦恼，越想越深入，越想越悲哀，一篇人和猪相恋的文章，就这样产生了。
佛说：空有不二。意思就是：“空”和“有”，不是对立的，是相辅相成的同一件事情;因为总得先有“空”的状态，才能“有”;例如，你要“有”东西，首先要弄来一个“空”的袋子;袋子如果满了，不空了，就不能载东西了。
当你感到“空空如也”，恭喜你，你很“空”，就等于你有无限的可能，你是一个只载了空气的大布袋，是一个无底深潭，是一条半年没吃东西的大鳄，是一辆没有载人的大巴士，天地间万事万物，俯拾即是;总之，你想怎样，就怎样。
“无中生有”大法怎么具体施展?
唉，我不是正在“施展”给你看吗?
“思考”方法
有一种“思考方法”，很奇怪，比方说，有一个男人，吃了你这块粉嫩的上肉，不旋踵，又去吃别的红肉或者白肉，甚至黑肉;东窗事发，男人热爱偷吃，偷吃还不抹嘴的习性暴露，你好难过，觉得所托非人，平白让他吃尽甜头;然而，你最后还是原谅他，为他开脱，理由是：“他是一个浪子。”或者，更严重一点：“他天生就是一个浪子。”
似乎，只要给当事人或者犯事人一个“恰当”的名词，一个“身份”，他就可以被饶恕;因为他的“身份”，例如，浪子，足以“肩负”相应的罪行。如果“浪子”或者有“浪子特质”的人是个讲师，是个长发披肩的露宿者，这些人，碰巧喜欢摄影、绘画，或者文学;“喜欢”就够了，不一定要有才情，有天分;他被饶恕的理由更堂皇了，大家会说：“没办法，他是一个艺术家。”
好多年前，有一个“诗人”带着两个老婆迁到外国一座岛上，日长无事，“诗人”用斧头砍死老婆，自杀了。因为他的诗写得朦胧，诗评家读了，自我感觉良好，他砍老婆，忽然就多了好多学术上的理由;其实，那是两回事。
他诗写得好，是个“诗人”，这是“身份甲”;他当老婆是老柴，傻笑着劈柴，是个“神经佬”，这是“身份乙”;作为一个神经佬，他跟普天下的神经佬，包括青山医院的神经佬，没有分别;他的罪行，也不应该因为他有另一个“身份”而格外“高贵”。
我们优秀的香港警察抓到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贼，移送法院，你认为辩护律师，会不会这么说：他打劫银行，抢金饰手表，遇上追捕，当然应该反抗;警察职责所在，应该开枪;我的当事人既然有枪，当然也应该还击;警匪驳火，途人，当然会有伤亡;大家忠于职责，各有明确身份。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杀人拒捕，作奸犯科，全因为他是一个“匪徒”，他天生就是“匪徒”，而且是公认的“匪徒”，根据一般的“思考方法”，尤其女人常用的“思考方法”，法官大人，你应该判我的当事人，也就是这个“匪徒”无罪。
对催人岁月的抗议
女为悦己者容，为嚼牡丹的牛，也容。
吃饱饭，恶徒只想到剔牙;淑女，都拿出补妆的匣子，用唇膏和画笔涂嘴;一张嘴，两片唇，涂得姹紫嫣红，五色缤纷;涂完脂，抹过粉，对镜撮嘴发出啧啧声，满意了，华灯下，果然焕发多几分杀死人的妩媚。
米兰·昆德拉《无知》有一段字字到肉的情节：一个女孩，为了“破碎的爱情”，为了一连串“莫须有”的原因，决定寻死;她和同学们到山里一家小旅馆宿营，事前，她偷了母亲五颗安眠药。
当同学们睡规定要睡的午觉，她走上山路，走向山脊，零下十度，天，好蓝。她吞了安眠药，没多久，睡意来了，“她知道，结束的时刻到了，太阳在她的头顶，明明灿灿，明明灿灿……”这时候，她做了一件少男少女很有共鸣的事：从袋子里拿出一面镜子，拿到面前，端详着，她是那样的美丽，她不想丢下这样的美丽，“她为了自己的美丽而感动，为了撼动她的美丽、扭曲她美丽的这股感情而感动”;她，忽然怜悯那即将消逝的美丽;然而，睡意更深了……
幸运地，女孩让人找到了，冻伤的手指能保住，但左耳变黑了，要切除，她的美丽，在手术刀下，被迫打了折扣。“这一切，竟然和她的预期背道而驰!”她想把未来废除，要美丽变成永远，偏偏失去了一只嫩滑的左耳!
昆德拉这个老头，对女孩们爱美爱得要死的“深层心理结构”，挖苦，也挖得够深的。文学，真正的严肃文学，就是有这种痛苦的洞察;作者把目标人物和人物身上的瑕疵放大，置于灯下人前;我们看了，会心微笑;然后，泣不成声。
我们都是从那样的美丽和青春走过来的;为猪唇，不，为朱唇抹彩，对岁月的无情蚕食，说到底，只是一次抗议，一种徒然，一份无奈。
画中人
十九岁那年，他在理发店一边让人剃头，一边看杂志;杂志，其实是拍卖行印发的图集，那些中国人画的油画下面，都有个底价。
编号66那一幅，画的是一个长发女孩，女孩眼睛乌亮，因为只画了大半边的脸，鼻子在暗影里翘得更秀气，嘴唇好饱满好红润;女孩在那个让颜料黏牢的世界回头，柔光，就投在她那张脸和从黑连衣裙的长袖里伸出来的一只手掌上。“这书能不能让我带走?”他问理发师;那时候，满头烦恼丝，总算暂时理顺。回家，他把那幅题为《北京姑娘》的图画裁好了，镶在镜框里悬在睡房墙上。他的这个房间，甚至他的人生，似乎都缺乏一个“重心”或者一个“主题”，那幅画挂在床前灯下，她的回眸，在孤寂中凝固，喜怒哀乐，从此，仿佛都以她的黑眼珠为轴心向八方辐射。
他爱上了这幅画;而且，爱上了画中的女孩。
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爱，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的倒影，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那年头，他太年轻，以为是同一回事。
那幅画在香港和大陆的美术馆展览过;展览过的画，大概到了拍卖行，更能卖个好价钱。半月后，他按图集所标示的时地找到拍卖会场，登记了身份资料，领了个牌子，他就坐到前排，等候竞投目标画作。
“两万?两万五!三万!有没有人出多过三万?四万!四万……”拍卖员吆喝着。他心跳得好快，呼吸困难;然而，牌子举了一次，他就恼恨自己收入微薄，耗尽积蓄，仍旧不是那些商贾的敌手。“为什么就要跟我争夺?我爱这幅画，但他们只会把她，把这幅画买下来再卖出去。”他瞪着那个最终以八万五千元投得画作的平头胖子，瞪着他离座办理确认手续;当那幅《北京姑娘》让人搬到猩红的绒帘后，他感到好失落，想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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