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仇人的骨灰_钟伟民【完结】(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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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末年有这么一件事:至正二十七年,张士诚被朱元璋消灭,钱鹤皋散尽家财,只想到起兵为张士诚报仇。钱鹤皋有个女儿叫钱莲仙,十八岁,才貌双全,人见人爱,钱鹤皋担心她无依无靠会遇上灾祸,受恶棍色魔、狗官鼠吏摧残,基于同样的“良好动机”,他在地下建了一座石头房子,囤积三年的粮食,让女儿住在里面;实际上,是将女儿活埋了。

  钱鹤皋对女儿说:“三年之内,我打败朱元璋,攻下南京,就接你出去。”没多久,他兵败被杀,这莲仙,就只好在地下石室过日子,孤独无告,彷徨无助,一天,两天,三天……

  如果有一天,你挖地挖到她,她一定会向你哭诉:“我父亲是个大乌龟,他不应该这样削夺别人的生命!”

  要人权,也要猫权

  读者来看大白灿,以为这只猫是店员,总守在门前迎客。

  开店,曾把阿灿安置在阁楼,他聋,但嗅到人味,会跑到楼梯探望,不管来客是光临,还是光顾,一概“喵呜哇!喵呜哇!”地破口大骂,骂走了人,仍旧盘成一个大毛球,在安乐椅上死睡。

  我是一九九九年收养这头小畜生的,一直当他是人,他也当自己是人;阿灿要做一个四条腿走路的长毛人,没有不妥;不妥的是:他要有人权,也要有猫权。

  我在店里摆了一盆文竹,十块钱买的,本来不是什么宝物,但要种出那么一点生动的……气韵,不容易,细心浇灌,绿茸茸的细叶上,终于叠起了一蓬蓬青翠,远看如烟似雾,近观,秀美如青鸟的羽毛,搁在老旧的茶几上,真是雅得要命,雅得见者心惊。阿灿,对这种观赏植物,有自己的看法,有他作为一只猫的看法:他认为那些新叶,是用来吃的。

  乘我不察,他就从阁楼跳下来,把葱翠的吃掉,留下一堆老叶,伴着一盅茶叶。

  我暴跳如雷,他一脸轻蔑,“喵呜哇!喵呜哇!”连发恶声,走开了;等新叶长出来,又悄悄去吃。

  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吃,就不能有一点“文化生活”?要吃文竹,我可以买,那起码比“猫草”便宜;但我这一盆,是用来点缀这家店的,没有了这一蓬新绿,我这家店,就死气沉沉,就没有生意,“你到底明不明白什么叫生意?”我问这只聋猫;他聪明,知道在我清醒的时候扮乖,乘我熟睡作怪;不靠嗅觉,他可以从一罐罐的五香肉丁里,认出自己心爱的猫罐头,可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品味”,叫“情趣”。

  “你继续作恶,我就将你人道毁灭。”自从知道澳门有个地方专门替人处决猫狗,我就心安理得,从容面对挑战。

  悲情动物

  读者爱看

  “读者爱看”,就有“新闻价值”?不敢苟同。

  且不说这“读者爱看”是真的爱看,还是报刊编辑忖测的爱看,这样的推论,本身就很有问题;比方说,我是“读者”,我“爱看”娱乐版编辑洗澡,很明显,这就很有“新闻价值”,很值得这个编辑把自己的美态或丑态拍下来,捎回编辑部,当头条。

  好了,这时候,你会说:“编辑没有名气,有名气才会有‘读者爱看’,才想知道这个名人的一切,包括她怎样洗澡。”于是,针孔摄录机,就可以悄悄伸入这个“名人”的浴室,不惜一切,要拍到一个光屁股。

  因为“读者爱看”,这个“光屁股”,才有“新闻价值”。

  因为“读者爱看”,报刊老板和编辑的权力,可以无限膨胀;只要财力雄厚,可以派上百人包围你的房子,用所有高科技器材对付你;不是为了发掘什么“真相”;不是为了揭发什么政治丑闻,纯粹因为“读者爱看”这个名人用什么样的厕纸,“读者爱看”这个名人有没有良好的大便习惯。

  最不堪的实例是:记者,在舞会里专门偷拍女人裙上的经血;编辑,专文推介这几点著名的秽迹。

  只要界定为“读者爱看”,就可以不惜一切挖掘;于是,读者,给一点点丑化了,没有人再会尊重这种报刊的读者;因为,读厕纸人的,最关心的“文字”,只是裙子上那几点血。

  大家都在合力羞辱自己。

  说氹仔

  我最早的一个家在氹仔,春天,官也街都是燕子掠地飞;那年头,“氹仔”,好配合那样的乡土情味。“氹”,按《中华新字典》说,同凼,即塘。氹仔,就是小池塘,是水洼;洼藏水,水为财,添个仔字,谦虚点,是好的;然而,电脑时代来了,问题,也衔尾来了。

  键入仓颉码弓山水,就“函”和“弢”跳出来;常用的中文软件,竟都没有这一个“氹”字!另装“不常用字软件”,或者“造字”,问题算解决了;但只是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发电邮,人家没这种设备,出来还是一堆怪码。

  读周刊,竟有把“氹仔”刊成“(乙水)仔”的;排版员临急南水北调,水在乙外,大家虽能意会,但水去,则塘干,不是吉兆。电脑程式的设计员,原来都是独眼乌龟,都忽视、甚至歧视氹仔人,半点没为氹仔日增的文书往还设想。

  氹仔,作为地名,不能说有问题;起码,问题没蛇口和江门那么大。我到蛇口,总觉得会让蛇吞噬;江门没去过,不想去,但每回听说江门要搞清洁运动,就喷饭;遇天气女郎报告:“江门,二十八度……”就觉得她搞错了;医生说,正常温度,该是三十七。

  氹仔,意为水洼,有了歧义,书写和言传,就可能闹笑话;大雨过后,氹仔烂地多氹仔,氹仔映出浮动白云,正也反映氹仔和氹仔人悠闲的特性;但很不幸,一个氹仔深不见底,氹仔人误踏氹仔过溺,氹仔消防车急驰氹仔施援,无奈氹仔人脱离氹仔前受惊过度,从此,再分不出氹仔和氹仔……

  当然,这是我杞人忧天,但古语有云:“氹仔浸蛟龙。”如果你大名蛟龙,比方说,叫戴蛟龙,到了氹仔,难免就会浑身不自在,终日觉得湿淋淋。过江龙日多,要创业,不妨来卖抽湿机,或者开干洗店。

  我不是说文学该有一套特定的语言,但写乡土,宜用清淡文字,像遇上无污染海鲜,清蒸,才是上算;写城市,城市浮华,精致,但腐坏多杂质,不妨用沸油煎烹,通篇璀璨浮华,才跟火烧火燎一座欲望城相匹配。

  “氹仔”这个词,是属于乡上的;氹仔旁边,该点缀吃草的牛;但氹仔没有牛,有赌场,当铺,还有白俄女子、台湾商人和大陆嫖客,交流频繁,氹仔,凸显不出这“国际性”。

  澳门多山多水,本来是乡土;但乡土,经年修饰,会“雅化”为“园林”,园林的雅致和文学的雅致,是分不开的。我写过一部叫《雪狼湖》的小说,背景,主要是氹仔的嘉谟公园,改编成音乐剧,张学友演的胡狼,就是嘉谟公园的花王。

  嘉谟公园红树林前那几幢葡式华屋,曾搬到香港、北京和新加坡的舞台,不过,在小说里,我从没提过“氹仔”二字;不是这两个字丢人,这两个字很好,只是跟“园林的雅致”和“文学的雅致”格格不入;这乡土的方枘,实难周旋于园林的圆凿之中;于是,刻意让地域模糊;但越模糊,心头越有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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