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星斋”是朝外大街坐北朝南的大点心铺，前店后厂，雇用着伙计几十号人，还有几家分店，生意相当红火。“永星斋”最早的老掌柜叫王芝亭，王芝亭祖上在宫里当过御医，他本人却没什么特长，就是喜好交结名人。一开始他在朝阳门外开了这个饽饽铺，之所以叫“饽饽铺”，是因为经营的全是满式糕点，跟南式、洋式点心不一样。满族人管点心叫“饽饽”，饽饽铺又叫“达子饽饽铺”，萨其马、百果花糕、芙蓉奶糕、细品小饽饽、酥皮点心，都属于达子饽饽。饽饽铺一开张，王掌柜就凭着祖上的关系让当朝翰林戴思淖题写了“永星斋”几个大字，又请庆亲王和工部尚书陈璧写了“风味不群”和“翠凝朝露”两块匾，都是烫金大字。朝阳门是朝阳之门，阳光下，巨匾金光闪耀，使“永星斋”饽饽铺在朝外大街滚滚的尘路上，光彩夺目，鹤立鸡群。上至宫廷王府，下至黎民百姓，一提“永星斋”没有不知道的。有皇上的时候，内务府的饽饽房每年都要“永星斋”做专供，作料由内务府提供，制作时需掌案亲自动手，可见其饽饽的精细讲究。此外，“永星斋”还给恭亲王、庆亲王和荣禄荣中堂府上加工饽饽，满族人的饽饽很大作用是用来祭祀，上供用的饽饽桌子是金龙绣套，桌子上每节码二百块糕点，往上摞十三层，有五六米高，还得用水果、绢花做顶子，这些工作当然都由饽饽铺承担。母亲说，她嫁入叶家第一年的正月，“永星斋”的掌柜就以娘家人的身份，给叶家送了一台红丝万字蜜供，蜜供是沾了糖蘸的点心，被码成了一人高的吉祥图案，谁见了谁说好，朝阳门外的“永星斋”给南营房的盘儿挣足了面子。
“永星斋”的具体位置在我的记忆中是在吉市口附近，东岳庙的西边。今天的“永星斋”已无从查找，被现代楼房替代，跟满族饽饽全没了关系。“永星斋”最让我思念的是一种贫民点心“七宝缸炉”。“七宝缸炉”说白了就是点心渣子重新组合烤制的无馅圆饼，火烧一样的，但松软可口，甘美异常，特别是刚出炉的热缸炉，那香味一里地以外都能闻到。“闻香下马”者大有人在，我母亲那位住在东四六条的七表舅钮七爷就是被“七宝缸炉”的香味勾来，跟饽饽铺的掌柜成了朋友的。“永星斋”离东四六条隔了一道城门几条胡同，“被香味勾来”的说法实属夸张，但事实是，常常“永星斋”的缸炉一出炉，钮七爷就掀门帘进了铺子，说是“赶上了”，实则是早算计好了的。七爷来了，两个缸炉一碗清茶是必须要款待的。七爷会说会唱，不招人讨厌，北京城里哪儿有什么新鲜事没有他不知道的，那时候没有电视，话匣子也不普及，报纸是少数人看的，用现在话说是“传媒业相当落后”。所以钮七爷就显得很重要，北京城里，马长犄角、羊上树一类新鲜，钮七爷会一件一件地掏给大家听。铺子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时间长了他不来“永星斋”，大伙还念叨他。
我母亲管钮七爷叫表舅，所以后来我们都随着母亲叫，叫他七舅爷。母亲和七舅爷有着亲戚的名分却没什么交往，年节也不走动，只是跟舅爷的闺女大秀在交领补活的时候偶有碰面，交换些彼此的情况。我父亲叫七舅爷“牧斋”，在父亲和母亲结亲之前，牧斋是我父亲的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他们的共同爱好是京戏，是美食，都属于八旗子弟序列，七舅爷属正白旗，我父亲属镶黄旗。不同的是，民国后我父亲有家底，有薪水;七舅爷是坐吃山空，倒驴不倒架，面子上还撑着，其实日子很窘迫，就如同算计“永星斋”的缸炉一样，“秋风”打得自然顺畅，不让别人尴尬，自己也不尴尬。
父亲和七舅爷共同的朋友是刘春霖。刘春霖在性情上跟两位“子弟”不同，比较务实，不说不靠谱的话，在行为上也比“子弟”们严谨，这大约与他直隶石宝村的生长环境和状元及第的出身有关系。父亲和七舅爷请他“东兴楼”赴宴，他注定要问清楚“两位带钱了没有”才进门。表面上都是父亲在“请”，其实父亲一回也没掏过钱，无论到哪儿，商家一看刘状元来了，笔墨纸砚早在后头偷偷备好了，吃完饭不写幅字断然是出不了门的，而状元那幅字，价值不菲，值几十顿“盛宴”。就是在今天，香港拍卖刘春霖的一幅四屏，也拍到了220万港币。刘春霖的字之所以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是他碍于面子，不便拒绝，还没有像现代人一样学会说“不”。社会上一致认可刘春霖的字，有“大字学颜(真卿)，小字学刘(春霖)”的说法，更有“楷法冠当今，后学宗之”的美誉。有传说，慈禧在点状元的时候就是看上了刘春霖答卷上的一笔好字，爱不释手，钦点甲辰恩科一甲一名状元。当了状元的刘春霖后来给老佛爷着实写了不少字，今天我们在故宫游览，还时时能看到状元的墨迹。也有人说，刘春霖的状元是“捡”来的，是沾了名字的光，他只是进入了前十名，头名叫谭延闿，老佛爷马上想到了闹变法的谭嗣同，扔一边了。排谭延闿后头的是朱汝珍，广东人，老佛爷反感广东人，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全来自广东，自然不能当选。临到了刘春霖，时值当年大旱，老佛爷一看，高兴了，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乃大吉之兆，御笔点朱，刘春霖就当了状元。我后来跟父亲谈起过这事，那是父亲将刘春霖的一幅字送给我的时候，父亲说所谓“春风化雨”都是以讹传讹，卷子的名号都是封着的，说沾了字的光尚有可能，沾了名的光不可信。在刘春霖当上状元的第二年，清代废除科举考试，中国从此再无状元，自隋代以来浩浩荡荡的科考大军，在清光绪二十九年画上了句号，中国产生的592名状元中，刘春霖是最后一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第一人中最后人”。1907年刘春霖和几名同科进士及朝廷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八旗子弟，被送到日本留学，父亲和刘春霖同船而往，在横滨登陆。刘春霖进的是东京政法大学，法律学科，我父亲进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古典讲习学科。他们那一船留学生，后来成为名人的有很多，著名的有汉奸王揖唐，企业家王国甫，政治家沈钧儒……推算年龄，一群人中年龄最大的也不到三十岁，而我父亲和王国甫这些没有功名的子弟们，还只能称作少年。
我父亲学的是文科，又喜好书画，在东京和刘春霖走得就很近，对刘师兄的书法到了近乎痴迷程度，将师兄的各类“习作”搜罗不少。我后来有幸得到的墨宝当属这一类，那是一幅四尺联，“樱花和烟暖，富士带月寒”，想必是在日本创作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有孕待产，丈夫不知从哪儿将这副对联寻出，挂在简陋的斗室中，说时时看着状元的字，对未出世的孩子是一种太难得的胎教。我就天天看，有时还临摹。儿子生下来了，对什么都有兴趣，就是对学习没兴趣，招猫逗狗、逃学早恋，说瞎话、不及格，哪里有状元的半点儿风度，一笔字写得歪扭如狗爬，中学毕业了竟然背不出一首完整的唐诗，不知道宋太祖是哪个朝代人!最让人糟心的，还是个网虫，快三十的人了，不止一次让我揪着耳朵从网吧里轰轰烈烈地当众拽出来。当然，后来成了日本社会学的博士，我却总觉得歪打正着的成分多于刻苦钻研的成分，跟刘状元的书法胎教没一点儿关系。
52书库推荐浏览： 叶广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