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媒_叶广芩(全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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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甲北口有个戏园子,叫“群众剧场”,离舅舅家近,不到二十米。“群众剧场”很群众,它没有“吉祥”“广和楼”那样压人的气势和严肃,有的是随和与亲切。比如我看《天河配》看到一半,回舅舅家喝几口白开水,吃一个“驴打滚”,回来可以照旧坐下看,也没人管,这搁其他地方可能不行。剧场最早是个戏棚,后来加了坐椅和新式舞台,搞得很像个样子了。这里一般以演评戏为主,我所接触的有限评剧基本是来自“群众剧场”。在这儿经常演出的演员一个叫鲜灵芝,一个叫吴佩霞,都是坤角,长得很漂亮,每回来演戏都坐着专用的三轮车,用毯子盖着腿,嘴唇抹得鲜红鲜红的。我看过她们演《秦香莲》、《大劈棺》、《小女婿》什么的。还记得秦香莲见了皇姑的唱词,“她好比三春牡丹鲜又艳,我好比雪里的梅花受尽了霜寒”,甚是悲切凄惨。父亲管评剧叫“落子”,他说他不喜欢落子,喜欢京剧。我说我也喜欢京剧,说这话其实是讨好,为的是父亲能多带我去看戏。其实我从心底里是喜欢评剧的,评剧通俗易懂,更接近老百姓,比如“天黑了”,就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搁京剧就得跟人绕圈子了,说什么“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不知道“冰轮”和“玉兔”是什么的早就被绕糊涂了。京剧“天黑了”唱半天也不说“天黑了”,故意卖弄文字,以示学问。跟父亲谈此看法,父亲说评戏是小戏,戏词浅显直白,不登大雅之堂,缺少艺术的含蓄。

  母亲也爱听评剧,我们都喜欢“浅显直白”。我们共同喜好的曲目是《小老妈儿》,“小老妈儿在上房洒扫尘土,扫完了东房扫西房……”我在群众剧场还看过《马寡妇开店》,里面的小寡妇可怜又可爱,拍着一个小布人儿在台上边走边唱,“你好半天没吃到妈妈的乳哇”,为什么没给孩子吃奶呢,是因为跟住店的小白脸调情去了。回到家我拍着我的小布人儿也唱,“你好半天没吃到妈妈的乳哇”,我的七哥,就是我们家的老七,从后头给了我一脖拐。这出戏解放后曾经被禁演,原因是“内容不健康”。

  南营房的格局是一排排平房,分作一甲二甲到五甲五条胡同,每条胡同近四百米长,从高处往下看,如同一个整齐的棋盘。母亲家院门坐东朝西,小小的木门,没有油漆也没有门环,两层台阶破烂得只可垫脚,门槛全被磨圆了,当中成了一个凹,可见是曾经经历了千百万个旗兵的踩踏,属于“曾经沧海”的系列。对着街门内里是个白影壁,小得可怜,影壁顶上用瓦码出了一条花边,算是装饰,影壁前头种了几棵水葱,傻绿傻绿地戳在绿瓦盆里。院内五间北房五间南房相对而立,每两间一组,多出来的是堆房和茅房,这些房间低矮,窗户狭小,北房内顺西墙一条大炕,占了几乎一间屋的位置。其他的房屋原先都有炕,想必是住兵的,大部分被我舅舅拆了,它们太占地方。院里的南房已经坍塌殆尽,成了一片瓦砾,瓦砾中偶尔会钻出一两只大青兔,是我那群叫不出名字的表兄弟们豢养的宠物。兔子大了,可以吃也可以卖钱,他们的学费基本都是来自兔子。我舅舅最恨兔子,说兔子不叫唤,看着温文尔雅,其实蔫坏,性情太冷,满院打洞。他一见兔子就踢,兔子一见他就跑。这辈子跟兔是结了仇。小院唯一可以欣赏的就是东墙下的一棵枣树,严格说,它应该是隔了一道墙,属于五甲院里的树,却很不知趣地把枝丫全探到了这边院里。我从未见过那棵枣树结枣,倒见过那些树的枝杈上爬满了“杨剌子”。“杨剌子”是北京孩子们最怕的一种虫子,浑身硬毛,色彩狰狞,那毛要是碰到皮肤上,一片红肿,又疼又痒,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南营房近百个院落基本是一个模样,要是你忘了门牌号走错了门,且得找呢,找大半天也未必能找到自己的家门;就是找到了,站在院里你也会奇怪,这是我们家吗?

  舅舅家有股不好闻的馊臭之气,气息的来源是炕桌上的糨子盆,糨子盆是舅母做补活的重要工具之一。“补花”是朝阳门外妇女们的手工专项,也是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女人们到领活处领来彩布,按照贴在布上的纸样剪了,抹上糨糊,用砸扁了头的拨针将毛边窝进去,再将一个个花瓣组成花朵,将叶子和叶梗连接起来,然后交回去。自有另一批人把花朵和叶子组合在布料上,缝纫成床单、桌布各样工艺品。舅母一天可以拨几张彩布,但跟母亲比,还是不行,母亲在出嫁之前就是靠这个养活着她的娘和兄弟的。舅母说我母亲是快手,一天能拨六个大子儿,六个大子儿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六毛钱,那时候一个大子儿能买一斤棒子面。但是我跟母亲回她的娘家,却从没见母亲拿起过拨针,也从没见她靠近过那些枝叶。其时的母亲已经很清楚,很认可自己的身份了,她是学者的太太,得随时保持着“太太”的清醒和做派,人哪,一旦攀上去下就下不来了。

  钮古禄外祖母自小长在南营房,一双大脚,一口京片子,所以母亲也如南营房的丫头们一样,有着旗人姑奶奶的性情,麻利泼辣,敢作敢当。母亲跟她的兄弟陈锡元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他们的两个父亲都姓陈,都是山东人。我的第一个外祖父是山东文登人,光绪年间来到北京,大概是没什么根底,来了没两年,就入赘在南营房我的外祖母家。后来做买卖有了点儿钱,在东安市场弄了间门面,专卖核桃、大枣、柿饼之类的干货,也卖北京的果脯蜜饯,这些东西禁搁,不怕坏,很少赔钱。那时候的东安市场不像现在。现在都是高楼大厦,高级得几乎卖不出什么东西。光绪时代的东安市场是一片地摊,地摊的范围东到现在的美术学院,南至同升和鞋店,北到金鱼胡同,西临王府井大街,经营方式像现在的无序早市,乱哄哄地挤塞成一片。小摊上卖什么的都有,梳子、篦子、绑腿带,辫穗、旱烟、假首饰……想要什么就能在这儿找到什么。东华门是清朝文武百官每天上朝的必经之路,官员们见天儿要费力穿越自由市场,既有碍观瞻,又不方便。后经住在金鱼胡同的尚书那桐上奏皇帝,光绪二十九年才划出了东安市场的范畴。有了市场就算有了组织,我那位文登的外祖父因为人的正直干练,被推举为东安市场商会的会长。现在一提“商会会长”一准是个腰缠万贯的老板,是个和政界密不可分的伟大人物,可那时的会长,照旧是每天从王府井走到朝阳门,回家吃窝头啃咸菜的普通买卖人。

  1912年,我的母亲三岁,三岁的母亲在她生日那天命运发生了变化。

  跟袁世凯有关。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不南下,不离开他的北方老根据地,指使部下曹锟在城里发动了兵变,2月29号在北京闹腾起来。曹锟驻帅府园的炮兵和驻禄米仓的步兵,跑步直奔王府井,在东安市场挨户抢劫。抢完了,兵们又从市场西门顺义斋煤油铺提出两大桶煤油,泼在东安电影院的木墙上,放起了大火。大火将东安市场燃成一片火海,没有一家商贩得以逃脱。据说,大火过后,狼藉一片,整个市场找不出一件整装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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